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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思想革命 近代早期世界的智识和艺术（第12页）

众所周知，这颗星球不可能进行重大修改，剩下的任务是消除残余的不确定性。

要实现对地球的完美统治，人类只需要达到“真理的最后一个顶点，并纠正我们的前辈留下的未完成的东西”

。

然而在私下里，怀疑比比皆是，巴尔加斯的言辞几乎掩盖不了指向最终结果的问题。

“以艺术来供应自然的不足”

并不像巴尔加斯所说的那样容易。

另外，也没有人能否认地理和制图学的骄人成就。

我们称之为“启蒙地理”

的东西，体现在对地球表面真实形态精确且越来越接近完整的表现上，它是始于英国和法国的科学机构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

1660年，以建筑师兼天文学教授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ChristopherWren）为主席的十多位学者举行了会议，英国皇家学会就此成立，其目的是“促进物理数学的实验与学习”

。

他们采用的贺拉斯（Horatius）的座右铭“Nulliusinverba”

，意为“不随他人之言”

，暗指经验高于权威。

这些成员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专业人士。

他们每周都开会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从自然史到炼金术，从化石到彗星，从球体到恒星。

他们在1662年开始出版论文集，在1665年创办了《哲学汇刊》（Philosophisas）。

在皇室从一开始就给予的资助下，学会能够清楚地表达各种各样的利益：学术、教育和商业——包括贸易公司的利益，这确保了与探索有关的话题始终是最受青睐的话题之一。

在欧洲大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发生在巴黎，包括于1669年建立天文台以及在三年后建立皇家科学院，在一定程度的官方控制下，两个机构都致力于改进和校正地图和海图，这使它们有别于英国的相应机构。

先驱者之一让·皮卡尔（JeanPicard）是一座修道院的副院长，据说他的职业生涯是从园丁开始的。

1645年，在担任伟大的天文学家伽桑狄（Gassendi）的助手时，一次日食激发了他投身科学的灵感。

他使用透镜来测量折射，并部署最新改进的摆钟来确定子午线之间的间隔。

1679年，他开始出版《时间的知识》（cedesTemps），一系列按日期排列的经纬度表格。

直到1766年英国的《航海天文历》（Nautiac）出现，它才被超越。

相关钟表的制造者克里斯蒂安·惠更斯（Huygens），是笛卡尔在荷兰的弟子。

1655年，在提出“地球是一个球体，两极微扁，赤道隆起”

的理论之前，他发现了猎户座星云并调查了土星的卫星。

1669年，法国学术院聘请了萨伏伊（Savoy）天文学家让-多米尼克·卡西尼（Jean-Dominiquei），他是来自博洛尼亚（Bologna）的天文学教授，也是开普勒的继承者，专门研究太阳视运动和其大小变化。

此外，他还改进了根据日食时间差异计算经度的方法。

然而，正如在学术界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竞争随之而来。

卡西尼与皮卡尔对峙，并且冒犯了惠更斯。

在卡西尼卓越而自负的领导下，法兰西学术院集中精力收集数据，以前所未有的精度绘制法国和世界地图。

在巴黎天文台西塔的三楼，卡西尼绘制了一幅七米宽的世界地图，上面以十度的间隔刻有经度和纬度。

每当重要地点的坐标出现可靠的报告时，相应的数据就被添加到网格中。

由于天文台的局限性以及无法通过实地测量来核对天文检测的数据，其结果有所失真。

然而，作为一个基于经验原理可量化、可验证的项目，这项事业在科学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卡西尼向前往圭亚那、埃及、加勒比海和遥远的大西洋的探险队发出指示。

在马达加斯加、暹罗和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向他发送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