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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革命追问（第6页）

王尧：在后期，运动的激烈程度有缓解，就与群众对运动的失望有关。

在部分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那里，开始独立思考，开始重新认识这场还在进行的运动。

红卫兵运动在一九六八年落潮，他们中的不少人思想情绪有反复，这在食指的诗歌中也反映出来。

韩少功：我在《暗示》里写到知青“读书小组”

。

据我所知，当时这样的小组在贵州、山西、北京、广东、广西、河南、陕西等地都有，是较早怀疑和反思“文革”

的一些青年团体，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一九七六年以“天安门事件”

为代表的抗议运动的主体力量之一。

革命的某些内容仍在延续

韩少功：“文革”

是革命社会演化为极权社会的一个标志，其危害突出表现在人权灾难的层出不穷，逐步升级，全社会陷人深刻危机。

但革命与极权呈现为一'种交杂的结构和演变的过程，在“社教”

、“反右倾”

、“反右”

乃至延安“抢救运动”

中文革”

一脉其实已经初露端倪而且逐渐发展，民主规则逐渐遭到践踏，腐败和僵化开始积累，因此“文革”

完全不是偶然的。

在另一方面，即使在极权最为严重的“文革”

，革命的某些内容仍在延续。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育改革，合作医疗，文艺下乡，两弹一星，南京大桥、杂交水稻，干部参加劳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立独立工业体系，还有退出“冷战”

思维的“三个世界”

外交理论，等等，这些发生在“文革”

时期的事物，与“文革”

的极权政治是否有所区别？这些事物尽管也染上了“文革”

的污迹，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也含有某些合理因素？

叶蔚林等作家在小说或回忆录写到，他时下放劳动领取了“安家费”

，工资也一分钱没减，因此乡下农民经常上门来借钱，乡村干部也来揩油。

然，他们当时并没有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没有死于毒气室。

把“文革”

类比“奥斯维辛”

是眼下流行的修辞，这在气头上说说也不要紧，也确实是张志新、遇罗克一类蒙冤者悲惨遭遇的写照，但就当时大面积的社会状况而言，却不是一种认真求实的分析。

犹太人在纳粹德国哪有安家费和工资？知识分子在那时候很臭，但有些工农群众要嫁女，还是要找个大学生当女婿，因为大学生工资高呵。

群众对知识的尊重，并没有真正崩溃。

再说对外开放吧，我清楚地记得，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相继访华，某些重大的政策调整已经开始。

乡下人开始使用从日本进口的化肥，“株式会社”

之类的字眼被大家熟悉。

王尧：不少地方，包括在一些城镇，有人喜欢化肥袋子的布做裤子，一时很流行。

韩少功：这就是最早的对外幵放，是后来大规模幵放的铺垫——尽管那时候可能是不够自觉的，只是权宜之计，还缺乏深谋远虑，缺乏意识形态的深度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