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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解放（第15页）

如果说经过八十年代一个民主自由空气浓厚的时期，到了九十年代，官僚极权在很多地方反而得到强化，官僚腐败在很多地方反而更加严重，那么消费主义刚好提供了基础和环境。

消费主义毒化民心，涣散民气，使民众成为一盘散沙，追求正义的任何群体行为都不可能。

这是极权者和腐败者最为安全和放心的局面。

有一个房地产老板对我说过：现在爱党和反党都不严肃了，没意思了。

因为有些人跑到他的公司里，说我是“六四事件”

中受迫害的，你得同情我，你得出钱。

另一些人也跑到他的公司里，说我们是来推销“四个坚持”

教学录像带的，你得支持我，你得出钱。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对他们的政治标签较真吗？政治也商业化了。

这种风气是八十年代留给九十年代的一笔沉重的遗产。

在一个社会道德机体正在逐步溃烂的时候，姓“社”

姓“资”

一类理论上的争论，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

土壤已经毒化，你种什么苗可能都不灵。

王尧：这也是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背景。

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差异中，我们重新回到八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对八十年代的文学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因为有了八十年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下半部才显得厚重，八十年代的文学也改变了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格局。

现在对八十年代的启蒙话语有各种各样的争议，不知道你对这一问题如何看。

韩少功：从我个人的经历和教训来说，八十年代的启蒙取得了成果，但也有缺陷，在敢于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成果的情况下，一些焦虑和急躁情绪在所难免，“摸着石头过河”

的实践也需要一个过程。

知识界主流用金钱的乌托邦反对革命的乌托邦，用右的教条主义反对左的教条主义，思想认识走了弯路，但所针对的问题却不能说不存在。

出发点是对的，落脚点可能不对。

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

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很多中国人才会从生活经验中产生新的问题意识，一次再启蒙在知识界悄悄蓄积能量。

王尧：新的社会深层矛盾不断撞击知识界那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些在八十年代形成的共识后来出现缝隙，许多问题的讨论没有呼应和交集，这也反衬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处理现实问题和思想文化问题的简单化倾向。

作为八十年代的目击者，我在回望八十年代时也心潮澎湃。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想到我们会如何对待作为精神遗产的八十年代。

其实，九十年代中期的那场人文精神的讨论，在深层上是对八十年代思想路向的一次检讨。

知识分子不能不对自己充当什么角色做出新的选择，包括对思想资源和知识资源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