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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重建（第7页）

加“三陪”

地“性解放”

了。

但是不是人人都这样？到城乡弱势群体那里看一看，由于生计所迫，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出外打工，夫妻分居的现象比计划经济的时代还要普遍和严重，一年到头家不像个家。

对于这些人来说，市场化带来的更多是性剥夺和性压抑吧？是不怎么人道的生活吧？他们不去打工行吗？不行，教育、医疗、税费的负担一直地加重，生活支出是刚性的，没有不打工的可能。

王尧：公共教育与公共卫生这些社会福利事业在九十年代受到了市场化的极大冲击，而且都是在“改革”

的名义下进行的，甚至是在“与国际接轨”

的名义下进行的。

韩少功：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九十年代重大的失误之一，伤了社会的根基和元气。

享受教育和医疗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它们怎么可以完全产业化？怎么可以一股脑推向市场？很多欧美国家也没有市场化到这一步。

说“发展是硬道理”

，不错，医疗产业化以后确实“发展”

了，医药工业赚了大钱，医院赚了大钱，医务人员还可以集资上设备，什么CT，什么磁共振，然后一个小病也给你上CT，宰你几百块没商量，然后集资者都乐呵呵地分着红利。

但就是在这同一个过程中，社会广大下层居民反而看不起病了，有病只能自己扛着。

据我所知，世界卫生组织两年前对世界各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公正性给予评估，中国已经退步到一百八十八位，倒数第四，比印度、伊拉克、埃及、孟加拉还要落后很远。

那么到底是谁“发展”

了？是什么“发展”

了？即便不谈社会公正，即便只有经济发展一根筋，当社会的大多数因为失去了医疗保障，有治病的后顾之忧，一点钱都存着不敢花，导致市场需求不正常地严重萎缩，这是有利于“发展”

还是阻碍了“发展”

？

王尧：有时候，我觉得左翼和右翼在思想上缺少真正的交锋，没有一个交集点。

关于民主问题也是这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韩少功：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说，市场化和私有化能带来民主。

有两个大学生跑到海南打工，热情万丈地进了一家私营企业，后来惊讶地发现，老板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对待。

他们不服气，去同老板理论，问你为什么不把我们当人对待。

老板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把你们当人对待？我出了钱，买了机器，也买了你们，你们就是我的机器。

你们不想干就给我滚蛋。

这两个大学生事后非常纳闷：不是说资本主义讲民主吗？这个资本家怎么这样呵？想当年，他们在国企干的时候，还可以同厂长和车间主任拍桌子骂娘，只要不犯法，厂里也不能开除他们。

王尧：西方的民主是大街上可以骂总统，但在公司里不能骂老板。

韩少功：民主政治势在必行，这在知识界没有多少分歧。

但民主有很多种。

古希腊的贵族民主是压迫奴隶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是放纵暴力的。

我们的政治民主是否要以经济民主为前提，是否能在贫富严重分化和强化社会等级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是否需要配置经济和文化资源相对公正的分配，这一点不可不深究，不应该绕过去。

当一个人吃不饱饭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选票只是幻术，你说他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实毫无意义。

在一个等级制森严的私有化社会里，民主即使有，也不会是大多数人的民主。

我参加过一次全国民营企业报刊主编的座谈会。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很多主编私下里都有一种苦恼。

他们虽然已经身处“体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