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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7页）

正如林白自认为“提前进入了老年期”

，陈染笔下的倪拗拗也把自己所患的“流行病”

称之为“早衰症”

，即“已经失去了畅想未来的热情，除了观察，只剩下回忆占据着我的头脑”

（第240页）。

回忆，回归，回复到母亲的子宫；自恋和恋母，以自**和意**来解决性问题……这一切，是世纪末文学的通病。

陈染从卡夫卡《变形记》里面读到的是对一般文化和文明的控诉，是“把一个人变成一本书”

的悲哀，是对语言文字的疏离和对原始状态的留恋。

“自从文化进入了人类历史之后，空气般的文字语码如同汪洋大海将我们吞噬”

（第216页）。

然而陈染似乎也意识到，卡夫卡的那个“陌生的宫殿”

（即城堡）并不能通过返回到人类童年时代而捷足先登。

“超近的小路是可以到达这个宫殿的，但是当你到达这个宫殿的时候，这个宫殿就不再是原来的这个宫殿了”

（第231页）。

我们这个时代受文明之苦与受不文明的苦同样深重，不能靠抛弃文明来解除文明的弊病。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近道可走。”

但这的确是一个两难。

倪拗拗既不真正甘心做一个“无耻的人”

，又不愿意和大家“搂搂抱抱”

，于是，她从心底里升起了一种恶作剧的冲动，给她的精神病医生们写了一封调侃味十足的信（第241—244页），表明自己病已痊愈，恢复了常人，颇近鲁迅《狂人日记》中“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之口气。

但实际上，倪拗拗越发孤独了，她甚至感到自己的房间都太大，而宁可住在浴室里，睡在浴缸中。

她布置这个浴缸，就像布置一口美丽的棺材，“一个虚幻的世界”

，“这个世界，让我弄不清里边和外边哪一个才是梦”

。

（第245页）她到底要干什么呢？

她要写作。

但这种写作，由于只限于“回忆和记载个人的历史”

，由于在她的历史中的“生气和鲜活的东西太少”

（第231页），就成了一件使她“身心交瘁”

的“没有尽头的枯燥的工作”

（第232页）。

她的“私人生活”

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如同她阳台上的植物盆栽一样：是移到楼下的花池里去呢，还是留在花盆里？

如果移到楼下的花池里去，它们虽然能够汲取更宽更深的土壤里边的营养，但是，它们必须每时每刻与众多的花草植物进行残酷的你争我夺，而且必须承受大自然的风吹日晒；而在我的阳台上，它们虽然可以摆脱炎凉冷暖等恶劣自然环境的摧残，但它们又无法获得更深厚的土壤来喂养自己。

它们在想，我也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