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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公民概念在中国（第3页）

政治词汇的出现及阐发，持续地反映出中国传统臣民观、国家观的变迁，这些思想也不断被知识界以及统治集团所借鉴。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的阐释，及他们在戊戌变法前后对中国政治实践的尝试。

梁启超曾经对“国民”

给出了新的阐释，认为“民”

比“国”

更为重要：“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

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

1901年，梁启超又撰文指出：“国家对于人民，人民对于国家，人民对于人民，皆各有其相对之权利义务。”

其后，辛亥革命之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为了光大辛亥革命之胜利成果，以及限制日后上台的袁世凯，临时政府于1912年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庄严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可能是因为《临时约法》的颁布过于仓促，除该条款之外，在规定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全部使用的却是“人民”

一词。

“人民”

究竟何指，《临时约法》也语焉不详。

考虑到当时的现实，临时政府在随后出台的《选举法》中，亦规定了种种限制人民选举权利的财产条件和教育条件，例如，“只有具备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和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在选区内居住二年以上，并具有小学毕业文化水准，才能享有选举权。”

至于针对被选举权，更是设置了种种限制，印证了临时政府所谓的“人民”

，是对有产者的称谓。

因此，有学者对《临时约法》所使用的人民概念作出阶级分析，认为“实际上它所指的只限于资产阶级本身，而不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在内”

。

1913年，经由当时的中华民国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天坛宪法草案》中，则更加明确地规定了“凡依法律所定属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

，这是首次认定国民资格。

而在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上，则沿袭前文件使用的“人民”

。

以后，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贿选宪法）皆依此作出了“人民”

和“国民”

的相应规定，体现了“人民”

和“国民”

的称谓在这一时期的并用。

此后，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及民国政府后来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

）和更晚一些的《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均是大同小异，都以“国民”

指称国家权力的归属主体的每一分子，以人民概称权利义务主体。

相对地，只对人民和国民做了细微的区分。

可以肯定，民国时期，国民的整体范围与人民的范围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国民表现的是个体，而人民表现的是集体。

这就为公民一词的接受，做了前期铺垫。

晚清至民国成立的这一时期，国人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在改良派、革命派的志士仁人的宣传以及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国人对国民权利的理解逐渐具体化，也特别强调国民对国事的参与权，和国民对国家的义务。

正如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所言：“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

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