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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东西方遭遇与文化自信（第3页）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此认识到，西方文明是一个整体，“体用”

不可割裂。

拯救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完全相同的问题——需要一场全社会的思想启蒙。

他们认为，推动一场全体国民的思想解放、精神觉醒、观念更新，推动这些涉及民族文化深层意识的更新，才是文化自救、文明进步的关键。

辛亥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

，就是整个民族文化觉醒的标志。

反思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文化本身出了问题”

，于是一场以“德先生”

（民主）、“赛先生”

（科学）为旗帜、口号的“新文化运动”

，终于以雷霆之势爆发。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封建传统文化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抨击，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解放。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并以之为战斗堡垒，向封建传统文化发起全面攻击。

陈独秀明确指出：“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

胡适则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倡白话文，并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语俗字，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无情鞭挞了旧礼教旧道德，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

二字。

此后他又发表《我之节烈观》，批判了“夫为妻纲”

的夫权主义；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了“父为子纲”

的父权主义。

即使从今天眼光来看，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都确有过激、粗暴的一面。

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鄙弃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鼓吹，的确给当时代的人们以“全盘西化”

的印象；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之所以过激、粗暴，是因为他们深知中国社会病入膏肓，封建社会传统包袱太重，国人又好无原则地中庸调和，于是只好以矫枉过正来开出猛药。

总之，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改造，其批判力度和改造力度前所未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肌体剜去了脓疮，使中国文化焕发出了青春光彩。

二、新中国之后的曲折发展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部文化交流发展史就是一部救亡图存的浩气长歌。

1949年后，中国人民最终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中国人民得以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以比较理性、平和的心态，重新审视数千年来哺育自己的传统文化，重新审视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并逐渐树立起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沧桑百年，对传统文化或保守或偏激，或自傲或自卑的不当文化心态，在先进的中国人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后，得以克服。

1949年9月毛泽东发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取得伟大胜利的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毛泽东的自信、豪迈，正是因为中国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