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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东西方遭遇与文化自信（第5页）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中国人开始回归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这不仅缘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力量提升，带来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也缘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有了新判断。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走出冷战状态，缓和了中国与西方政治对立关系后，我们得以用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中国文化自信回归出现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一是季羡林先生提出了“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的观点；二是费孝通先生在日本一些社会学家召开“东亚社会国际研讨会”

为他庆祝80寿辰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十六字箴言”

。

虽然这两位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的文化思想有所差别，但都以不卑不亢的态度，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自信。

当然，改革开放之后国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并非只有一种立场。

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虽然是总体上的主流心态，但是文化自卑主义情结与放弃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主张也有很大的“思想市场”

，并由此形成了一波波的文化现象。

直到今天，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仍然存在着力量不可小觑的“西化派”

，抛开其他意图不说，他们对中国人能按自己的文化思维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实现社会发展完全不抱希望，根本上还是文化自信的缺失。

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文化不自信，还有另一种变种，就是按照西方现代文化中的某些特征和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对应的思想和言论，以证明“西方文化中有的我们中国文化中也有”

。

究其根由，还是文化不自信。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思维完整性和内在逻辑一致性，而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削足适履”

或“指手画脚”

，机械地“否定”

中华文化完整体系中的某些形式和表达，结果只能是断章取义。

这种断章取义的目的，无非是要证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同质性”

而获得西方认同，却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自在的表现形态。

四、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

今天的国民文化心态，与近一个世纪前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大不相同，文化自信已经出现总体上的回归态势，而且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有力事实，也推动着国人文化自信心的增长。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40年里取得了西方在几个世纪里才取得的经济成就，并带来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

文化优势有时需要长时间的验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其对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增长的功能，不仅不处于劣势，而且具有明显的优势。

中国文化具有的“天下情怀”

，在建立世界和平，引导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国际关系方面，具有文化价值上的巨大优势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一个国家的崛起，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崛起，只有中国人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展现在全世界面前，才能说中国真的崛起了。

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走向复兴的深厚底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浪前行、繁荣发展的精神依托。

文化自信，是继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后，中国极为重视的第四个自信。

在习近平看来，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这三个“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