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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时的名字曾和周恩来连在一起，而他的经历如同轮船上的定向器，一个一百八十度之后，还得有一个一百八十度，才能平安回来

火车进入天津站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

下了火车的战犯们，成群结队地站在车站外面的空地上，等候专用汽车的到来。

汽车一时没有到，范汉杰用肩膀碰了碰陈长捷：“陈司令，怎么还不派车来接我？”

陈长捷苦笑一声，用手指了指独自徘徊在花圃对面的杜建时：“你去问他好了，我做不了主。”

这位原天津警备司令的话是对的，当年蒋介石从东北回来，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与他同往塘沽码头迎接的时候，蒋介石对他说：“你来天津不久，杜市长在天津已经三年多，遇事要和他商量，”

范汉杰果然绕到杜建时身旁。

不知道是范汉杰的问话勾起了杜建时不愉快的回忆，还是范汉杰的声音扰乱了杜建时的沉思，他竟然失去了文静的风度以及学者的气质，不耐烦地挥挥手，没有吐出一个字，而他愈发黯淡的神色，正如同海河中的落日。

第二天上午，战犯队伍开进南开大学礼堂，听取校方讲解周恩来当年在南开学校的事迹。

讲解人说，年仅十六岁的周恩来，在这里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他在他发起的“敬业乐群会”

会刊的创刊词中写道：“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吾人生于是时矣，生于是国矣，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灭，匹夫有责！”

讲解人说，周恩来和他的三个同学又曾经主持过“南开校友总会”

，周恩来担任宣传方面的工作……

讲解人继续讲解下去。

可是杜建时的全部思维都凝固在这里，而他昨日的情绪的融化，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与周恩来共同主持“南开校友总会”

的同学，是这样三个名字：伉乃如，王文天、杜建时。

以战犯之身坐在南开大学礼堂的杜建时，还记得“总会”

宣传提纲上那些娟秀的字迹、激烈的措辞，连同灯光下的那道浓黑的眉宇、通红的眼丝……

感情和人生一样，恐怕最大的特点就是复杂多变。

杜建时在沈阳参观的时候，得悉要到天津的消息，兴奋得奔走相告，喃喃作语。

是的，天津是他的故乡，天津是他的城市，虽然谈不到落叶归根的快慰，喝一口海河水，也可以甜它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