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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只有走出天津火车站，他才想起焚烧宜兴埠、构筑城防工事、推行“戡乱建国”

、参与美蒋勾结。

以及诸如此类的、发生在天津的、和他有关的事。

他甚至怀疑为什么到了东北，放着鞍山、大连不去，急匆匆折回天津——共产党安排的参观路线，有没有其他用意？

杜建时是低着头、夹杂在其他犯人中间回到他的母校的。

走进礼堂以后，也是双手托腮、两眼望地。

本来，杜建时没有必要这样顾全面子，虽然远道归来，没有给母校带来荣誉，但是他的名字曾经和周恩来连在一起。

然而，杜建时并不是谦虚，只有他才知道，他和南开大学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联系。

从1946年美国士兵皮尔逊在北平东长安街南操场强奸中国女学生沈崇的消息传到天津开始，南开大学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日臻澎湃之势。

而这位当年在“五四”

运动中呐喊过“打倒直隶省长曹锐、打倒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

的热血青年，自出任国民党天津市长以来，从操纵三青团分子殴打进步青年，到密令警察局封锁游行队伍，一直到下令逮捕革命学生，最终步曹锐、杨以德后尘，站到学生运动的对立面上。

杜建时坐在座位上，微微晃动着身体，仿佛坐在远洋轮上，沿着地球航行了一周。

他的经历如同轮船上的定向器，一个一百八十度之后，还得有一个一百八十度，才能平安地回到原地。

既然如此，杜建时现在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范汉杰：“我派十辆车来接你也没有用，天下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

范汉杰没有作答，其他战犯也没有说话。

令他们深长思之的，是他们曾经有过的步伐。

国民党将军中，不少是周恩来的学生，南开大学的一课，拉开了一个岁月的幕帷：来自黄埔岛上的队伍，穿草鞋、戴斗笠，集合在孙中山大本营，从生命的起点出发。

他们不会忘记，周先生亲率黄埔三期入伍生第一次东征，攻淡水，打惠州。

转移时，周先生总是一人殿后，随护周先生的学生要他先走，而他的命令是：“我是政治部主任，我不能只顾我一个人！”

他们不会忘记，广州各界示威游行，声援广九工人大罢工的时候，停泊在白鹅潭里的英帝国主义的炮舰及其驻在沙面的部队，突然用机关枪向游行群众扫射。

黄埔军校学生队立即展开于沙面对岸进行还击。

隔江激战的枪林弹雨中，周先生出现在学生身旁，用他生命的火种，去点燃学生青春的火花。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国民党战犯们既然从一个人身上，看见了一个世界的诞生。

从一个人身上，看见了一个真理的永存，那么，他们不会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神州大地，可以建造一个幸福的天国，又可以建造一个痛苦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