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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第3页）

接着，他真的把该决议发了下去。

这样一来，中共中央与远东局本已存在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

对此，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一无所知。

随着党内“左”

倾错误的继续发展，李立三不仅与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的矛盾加剧了，而且对共产国际的一些指示也开始进行怀疑——甚至提出与之相左的意见。

对此，远东局及时地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

诚如《周恩来传》评述的那样，“共产国际这时还没有看到李立三的全部讲话，但研究了6月11日决议后，认为它是错误的，希望周恩来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回去纠正。”

接着，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于7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周恩来与瞿秋白、张国煮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对《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进行了讨论。

周恩来在作结论时的发言，仍然坚持他在国内一再重申的观点：中国“现在是革命**日在成熟过程中，虽然许多苏维埃已推翻了乡村封建统治，但在全国说，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

这与李立三的观点真是相去远矣！

但是，共产国际是赞成周恩来的看法的。

23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就明确指出：“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

，“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务。”

同时，《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并没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而是比较严重的认识问题。

周恩来与瞿秋白就是带着这样的指示精神离开莫斯科，分别搭乘火车回国的。

他们面临的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纷争！

自6月11日决议后，李立三以君临天下的威风，批评一切不赞成他的意见的同志。

他批评毛泽东对红军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认为游击战术不适合当前战争的需要，现在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当扩大发展。

李立三为了改变毛泽东所谓的错误路线，又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发去一封指示信，严厉地指责道：“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

，“可是这一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丢的路线”

。

直言批评毛泽东等“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

。

其错误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站在农民的观点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

；二是“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

的“割据观点”

；三是“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

，像“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

等；四是认为中央指示“争取武汉的胜利”

不可能做到，因为“帝国主义力量大”

。

，最后，以命令的口气指示：“中央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接着，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6月25日致信周恩来，说明目前国内面临“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大爆发日益逼近的形势”

，告以6月11日决议等问题上，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说：“如果是怀疑准备武汉首先胜利的总路线，那末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务请你向国际力争。”

鉴于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反对6月11日决议的理由之一是：周恩来、秋白目前不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很弱，信中命令周恩来：“即刻动身回来，万勿迟延。”

不久，蒋介石北防南攻的战略方针奏效，桂系因粤系出兵以及桂系大将黄绍沈有意附蒋，致使桂系兵败湖南，不得不再次退守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