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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第4页）

接着，蒋介石为实现第二阶段的战略使命——从军事上彻底粉碎冯玉祥、阎锡山两大军事集团，遂集中全力挥兵北指。

从此，被史家称谓的蒋、冯、阎中原大战又拉开了战幕。

这时，由于蒋介石倾巢北指，无暇后顾，因而在黄河两岸大战不休的同时，长江两岸的兵力顿显空虚，其中上海、南京——尤其是武汉三镇因其战略地位之重要，遂为参战各方所瞩目。

对此，李立三等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仅未看到这场新军阀混战的实质，也没有从军事战略上分析战争态势的走向，以及参战各方的成败结局，只是从混战现象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来，如果不伸展双臂去迎接已经到来的革命**，那你就是中国革命的绊脚石。

由此出发，李立三于7月13日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十分激动地提出：“我同江苏省委讨论后认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之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南京暴动的胜利必须有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以争取武汉首先胜利，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亦必须在武汉；全国各省必须注意名重要城市中加紧组织总罢工，各省的工作都须以总罢工为前提。”

对此错误的提议，中央几乎无人扰比疑义，遂获得通过。

李立三等人或许看到了当时中央难以扎挥他想象中的革命**，遂又请国际“通知恩来、秋白诸同法速归。”

对此，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并不知情。

在李立三头脑继续升温的前提下，党内的“左”

倾错误继续发展。

为了具体实施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等计划，中央政治局于7月20日召开会议，讨论成立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问题和长江局工作计划，再次强调：“武汉首先胜利，必须接着全国革命**。”

7月22日，全压组织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宣布行动委员会是党领导斗争最集中而有力的行匈组织，在这一组织方式之下，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在行动中，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执行一切命令；要求实现党员军拿化与党的组织军事化。

也就是在这种发烧的前提下，彭德怀扎挥的红军第三军团乘着蒋介石无暇后顾的时机，一举攻克了湖南重镇长沙。

对此，李立三分外兴高采烈，他更加坚信自己的策略和路线是正确的！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布置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对此，李立三以及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想不通的。

他们在8月1日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时候，不仅不认真地考虑敌我双方的态势，检讨中央制定的路线是否正确，相反，几乎一致认为：共产国际下达这一指示的原因是周恩来的右倾思想造成的。

所以，他们必然要指责周恩来。

也就是在这种“左”

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李立三根本不看正酣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正在向着有利于蒋介石一方发展。

自然，他也不会去想一旦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中国革命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依然是头脑发热，在8月3日继续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竟然做出如下可笑的结论：“我们的战略必须推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

，“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

“在这进攻路线下，可以得到更快的成功，否则，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

会上决定在发动武俱暴动，南京景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的同时，要调集完三、四才五又六二甲火等军分路向武汉推进，实现他的在武讽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洲毅想；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其战果，他还要求南方局在广：州一组织爆动。

真是大有破釜沉舟之势！

这时，中共中央已经联悉周德来、租秋斑载洪产国际之命回国。

换言之，在李立三等人看来，周恩来与餐秋泊必然假借共产国际的招牌，极力压制所谓已经到来的革命蔺潮。

怎么办？李立三等人统一认识：在强调反对“右倾”

的旗帜下，迎候归来的周恩来和瞿秋白。

以上就是周恩来、瞿秋白奉命回到上海之前，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对国内革命态势的估计、对共产国际批评的态度、对周恩来所谓右倾思想的批判等情况。

假如蒋、冯、阎中原大战依然成胶着状态，周恩来回国的任务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但是，就在周恩来和瞿秋白奉命回国期间，蒋、冯、阎中原大战很快就明朗化了。

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这场中原大战，是为各自的私利所驱。

战争打响之后，善攻心术的阎锡山看到冯玉祥的西北军连战皆捷，生怕冯玉祥得胜之后再掉转枪口占领山西，一报当初软禁五台山私仇，遂单方毁约，不仅暗自保全晋军实力，而且还断绝对西北军的接济，使贫困的西北军吃穿无着，械弹奇缺，吃尽了苦头，仅仅凭借人多在陇海线苦撑。

对此，冯玉祥气得迭放粗话，大骂阎锡山背信弃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