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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第7页）

他强调：“你们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不仅是先进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要计及）弄清。”

“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必须从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生长中培植起来，以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

要他们坚决反对‘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

的错误观念。

“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

月9日的信上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极实际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

党的千部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

这三封指示信，停止了武汉暴动的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周恩来历经上述诸方面的努力之后，遂与瞿秋白等商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前一阶段中央工作的失误，在贯彻共产国际精神的基础上开创未来。

自然，像这样的中央全会，犯有错误的李立三只有接受全会批评的义务，而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不能充任全会的主持人。

由谁出面领导六届三中全会呢？就其常规而言，周恩来是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又受命共产国际回国解决立三同志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应该担负起领导召开三中全会的责任。

然而向来没有权欲的周恩来却主动让贤，请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主持。

对此，列席六届三中全会的聂荣臻作了如下回忆：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面，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的意见。

因此，三中全会使翟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约主要领导人。

，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虚精神，令人佩服。

但是，周恩来在酝酿补选中央领导成员的时候，他却考虑到红军、根据地在未来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遂又当仁不让地提名远在赣南的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由此可见，他是本着立党为公的原则行事的。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周恩来又命中央特委的陈赓等同志选好会址，提前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之后，遂决定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召开……

六届三中全会在纠正李立三“左”

倾的同时，又错误地把何孟雄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王明见风使舵，借机发难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主导思想，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因此，大会开幕第一天的主要议程，也就是由周恩来作《传达国际决议案》的报告。

他依据该决议案的精神，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严肃地批判了李立三对形势所做出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而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严重失误。

他在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和表现之后，明确指出：“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

由于他在离开莫斯科接受任务的时候，共产国际明确指示：同中共中央在路线问题上没有分歧。

所以他在报告中主张：“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但是，中共中央“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

。

他虽然认为李立三个人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可也只认识到这样的水平：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烦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其中包括：在形势的估量上将某种可能代替了目前的实际；忽视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组织革命战争；在城市中，把组织政治罢工的中心策略运用得太机械了；成立“行委”

，停止党、团、工会独立活动和经常工作等。

与会者的发言——其中包括李立三的所谓检查，基本上统一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以及周恩来的上述论证上。

简之，与会的同志都没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到路线问题进行剖析和批判。

周恩来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贡献，除去终止李立三的错误继续发展外，他强调指出：“现在的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

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领导。”

并提议设立苏区中央局，指导全国红军的发展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