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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第6页）

向忠发是第三共产国际单纯强调革命者家庭出身的产物。

他出身工人，有一定的革命经验和资历，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绝不称职的！

因此，在党的六大之后，党中央负实际责任的是周恩来；周恩来去莫斯科之后，李立三很快就又取代周恩来成了中央负实际责任的领导。

因此，李立三犯了“左”

倾错误，向忠发也必然跟着犯。

时下，李立三初步承认自己犯错误的原因，他也只好跟着做检查。

但是，他没有李立三的坦**胸怀，对所犯错误还要进行一些辩解。

请看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结论的这段话：“在今天讨论后，应有一电去国际。

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

同时说明伍豪回后，政治局已讨论二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

与会者一致同意：由周恩来起草致共产国际电。

周恩来受命连夜为中共中央草拟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电，大意谓：“中央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

同时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与国际的并无不同之处，表示等国际决议案到后，中央即作出接受国际指示的决议案送国际并发给下级党部讨论施行。”

通过上述扼要的介绍，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周恩来回国仅仅一个星期——且在瞿秋白尚未回到上海的时候，他就基本上使李立三初步认识到自己的盲动错误。

8月26日，瞿秋白回到了上海。

这时，国内的局势又朝着有利于蒋介石的方面碎变：蒋介石在津浦线上打垮晋军之后，遂集中优势兵力于陇海线上，对冯玉祥的西北军发起最后的一击。

恰在这时，冯玉祥的属下在蒋氏武力进逼和金钱收买之下，相继叛冯投蒋，整个中原战场出现了倒向蒋介石的大势。

与此同时，蒋介石抽出了部分兵力南下长沙、南昌，对付冒险攻打大城市的红军。

在这种形势下，奉李立三之命，由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新近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先后两次进攻长沙，均未奏效，不得不于8月29日撤兵罢战。

但是，如此贸然进攻长沙，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也就是在这前后，被李立三吹嘘的南京兵暴也以“全市被敌人逮捕的党员有一百多人，使南京党组织受到大破坏”

的代价，终成泡影。

自然，李立三所寄希望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的计划遂成为一枕黄粱。

由于李立三的盲动错误，使得各级党组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批反对立三路线的党的干部遭到打击与迫害，甚至因此而落入敌人的魔掌。

其中，最使周恩来痛心的是，他刚刚回国就获悉：浑代英同志因反对李立三的盲动错误受到迫害，也就在他回国前不久已经落入了敌手。

周恩来听后非常痛心，立即找来陈赓等同志，一块研究了营救挥代英的方案。

由此，他更加认识到立三所犯错误的危害！

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周恩来一边与瞿秋白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批评李立三等同志的错误，一边又担负起了所谓处理善后的工作。

换言之，也就是把在立三错误影响下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举例说，湖北问题是立三路线对全国工作部署的重心，自然受害也最为严重。

为此，周恩来为中共中央接连起草并发出三封给长江局的指示信。

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作了如下评介：

9月1日的信上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幕动的前夜。”

“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

这封信还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计，不容许我们忘掉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际的计划，尤其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0己的弱点。

9月4日的信上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