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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5（第8页）

周恩来考虑到此次“进剿”

中央苏区的部队多为冯玉样的西北军，为了便于从上层做西北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借以策应中央苏区反“围剿”

的同时，迅速地发展北方的革命运动，洋决定派熟悉北方情况的胡鄂公、杨献珍二人，去天津发展政治情报工作。

恰在胡、杨二人领任受命，刚刚到达天津之际，周恩来又惊悉，由于叛徒的出卖，顺直省委再次遭到敌人大的破坏，省委的多数负责同志落入敌人的魔掌。

周恩来代表中央指示胡、杨二人：暂缓开展政治情报工作，立即与曾任天津税务局长的刘少白同志联系，先做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种前提下，中央于4月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为确保中央的安全，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对党的秘密工作提出要求：“中央各部门要精简人员，要尽量减少文件，内部交通要用口头传达的方式，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不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党的领导人也要社会化、职业化”

等。

正当国民党军重兵压境，中央苏区各级组织和红军正在紧张地进行反“围剿”

准备的时候，周恩来不仅没有等来中央苏区制订的反“围剿”

战略，相反，传来的消息却是：“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代表团（即已进入中央苏区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内，对反‘围剿’方针出现了分歧。”

有关这次战略分歧，权威著作（毛泽东传》作了如下评述：

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等许多人仍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的严密包围难以打破，并抓住中央3月2日指示信中“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

那句话，主张将红军主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去。

还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

，认为这样做“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

。

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内的军民来击破敌军的“围剿”

，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

他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人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

因此，他便提议扩大会议范围，来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

这个提议被接受了。

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去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能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周恩来在获悉这一消息后，不仅为“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能统一”

而焦虑，更重要的是还考虑到中央近来向各根据地派去了很多同志，如与当地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发生意见分歧“可不是件好事”

，一定会影响打破接踵而来的不同形式的“围剿”

。

为此，中央政治局于4月21日召开会议，讨论苏区内党的组织问题，最后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决议。

他认为“组织了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便将苏区当地的最高党部委员会代替了和取消了，这是中央工作中不正确的委派制度的残留。

因为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组织，他只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部工作的进行，个人的代表与集体的代表在职权上原无分别，他决不能因为中央局是集体的组织便代替了当地最高党部的自己组织，这将妨碍当地党部自己职权的行使与工作的独立”

。

他明确指出，“两种组织绝不容混淆与合并起来。

过去的错误办法，现应立即改正。”

事后追论，周恩来这一思想不仅对王明等宗派主义者派出的“钦差大臣”

是一种制约，同时也从旁支持了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当地的领导同志。

自然，对处于少数地位的毛泽东也是一种支持。

然而，周恩来在处理、决策上述大事的同时，他时时都在关注顾顺章护送张国煮、陈昌浩的行踪。

时间已经过去近一个月了，依然没有消息，他不能不想到顾顺章的表现，以及他的特殊地位——他是“中央特委成员之一，同时担任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并兼管上海与苏区的交通线。

因此他知道党中央的事情很多，他有亲属多人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党中央的一切机密、机关住地，他完全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