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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6（第14页）

“在8月的一天晚上，杨鲍安未经过任何的审判手续，被秘密枪杀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荒地上，同时被枪杀的共有八人。”

杨饱安不仅是革命家，而且还是诗人，当他获知自己就要行刑的时候，即兴写了一首绝命诗，向着狱中的难友大声咏诵：慷慨登车去，相别一节全。

余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

者番成永别，相视莫潜然。

对于杨袍安的死，周恩来十分悲痛。

就是到了抗战时期，周恩来在山城重庆还亲自背诵过上述那首绝命诗，借以“教育同志们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要像杨饱安那样，对党忠贞不渝，为革命勇于献身”

。

就在杨饱安遇难的前后，因上海的环境变得十分艰险，致使周恩来很难及时地收到中央苏区的信件，他只是通过敌人的报纸获悉：蒋介石即将开始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

。

为此，他这位待命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央局书记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中央苏区做好了反第三次‘围剿’的准备了吗？”

蒋介石倾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进剿”

中央苏区，却连续两次损兵折将，败下阵来，使他不得不于失败之中寻找教训。

他认为历经两次反“围剿”

战争的红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正常损耗的兵员建制、武器装备、军需给养等均一时难以补充到位；另外，他清楚时下的红军分散各处山村休整，也难以在短期内迅速集中，形成有力的拳头。

为此，他针对红军上述等不利因素，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权力，迅速调兵遣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三十万大军，且多为蒋记嫡系部队调到江西，做好了“进剿”

前的一切准备。

接着，他又于7月1日在南昌行营下达了第三次“围剿”

中央苏区红军的命令。

蒋介石迅然用兵这一着的确出乎红军所料，就说善于用兵的毛泽东也不曾料到敌人在第二次“围剿”

刚遭受失败后，就会这样快发起第三次“围剿”

。

毛泽东、朱德等总前委的指挥员沉着冷静地分析了不利的因素：“指战员在苦战之后尚未休整，人员也没有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部队远离原有根据地正分散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时没有集中起来”

等等，决定有条不紊地指挥部队收缩集中的同时，以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的名义于7月4日发布动员令，并紧急通知各级党部：（1）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加强宣传工作；（2）迅速整顿各地方武装’;（3）彻底肃清AB团及一切反革命分子；（4）立即实行苏区戒严；（5）对赤卫军、交通队、侦察队、运输队等组织重新整顿，加强领导和督促；（6）立即坚壁清野；（7）做好清扫战场的准备和组织工作。

但是，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共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飞等迅速撤退，这就等于中央苏区失去了敌人“进剿”

中央苏区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所以，碎然准备迎战的红军就必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这说明无论是远在上海过着隐蔽生活的周恩来，还是在前线指挥反第三次“围剿”

的毛泽东，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发起的第三次“围剿”

，都会深深地为失去像钱壮飞这样的情报人员而惋惜。

正当周恩来在上海为营救杨袍安而操心的时峨蒋介石于7月底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集中在它侧背的兴国地区，他当即下令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面对如此严峻的态势，毛泽东、朱德当即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并做出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

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

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但是，当红军实施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的时候，却又发现“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向兴国急进，其右翼的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

但当红军主力开始北进时，忽然发现陈诚、罗卓英两师已先于红军赶到富田，这是国民党‘进剿’军中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准备夺取富田的计划已难以实现。”

毛泽东、朱德断然改变作战计划，重新返回高兴好，另寻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