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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6（第13页）

杨艳安就被押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设在南市白云观的侦缉队关押。

周恩来知道这座建在南市方斜路的白云观是上海有名的道教观，观中的茅山殿为当时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占用，是敌人对政治犯刑讯逼供的地方，被称为鬼门关。

所以，当周恩来获悉杨鲍安被引到此地之后，他又为病中的杨饱安的身体担心起来。

但是，当他想到杨袍安当年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影响，又认为没有蒋介石的指令，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不敢轻易对杨饱安用刑的。

这样，他那不安的心又稍许平静下来。

接着，他又想到杨鲍安与何香凝与宋庆龄渊源流长的革命情谊，遂指示有关人士通过关系拜见何香凝与宋庆龄，请她们二位出面营救杨饱安。

对此，周恩来认为：一、蒋介石采取这种暖昧态度，是为了巧妙地答复“二夫人”

的上书；二、蒋介石深知杨鲍安在国共两党中的地位和影响，如果能把杨饱安由共产党中争取到国民党中来，其影响将是非常大的。

进而，周恩来又推论：既然蒋介石想亲自利用杨袍安大作文章，就其常规而言，他是一定要把杨鲍安解往南京进行劝降的。

为此，他要求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杨袍安起解的时间、地点与路线，并做好武装解救的一切准备。

对此，史家写下了如下这段话：“当时，党组织曾通过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但没有结果。

周恩来还策划武装营救，准备一旦敌人将他解往南京或苏州时，就在半途劫囚车。

但狡猾凶残的蒋介石，却下达了就地秘密枪决的命令。”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把杨饱安解往南京呢？事后分析有两种原因：一、在蒋介石等人看来，上海地下党中央历经顾顺章、向忠发等人叛变之后，全面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不亲自出面劝降，杨鲍安也会识趣转向的，因为蒋氏一向推崇“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句话的。

二、蒋介石在历经第一次、第二次“围剿”

红军的失败之后，他认为“剿灭”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矛盾已由城市转向农村，由上海移到江西朱毛红军。

恰在这时，他正坐镇庐山，亲自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

，没有可能为了杨鲍安案事，由避暑胜地庐山回到赛火炉的南京受罪。

但是，蒋某人是绝不会放过杨鲍安被捕这个机会的，遂决定通过其他途径对杨饱安进行劝降。

由于历史本来就是复杂的，再加之案事久远等原因，所以有关蒋介石坐镇庐山，指挥劝降杨鲍安的经过就有了各种传说。

为向读者有一个较全面、正确的交待，现摘录两种有关的回忆如下：

杨饱安在狱中，立场坚定，忠贞不屈。

蒋介石连写两封劝降信，都被他撕毁；蒋又直接打电话到狱中向他劝降，也被他摔掉话筒。

（摘自《杨鲍安传》）

杨艳安因为在国民党内也甚有影响，敌人又想收买他，所以未曾对他用刑。

杨饱安被关押在侦缉队期间，蒋介石多次派人去同他谈话，做劝降工作，均遭到严词拒绝。

敌人劝降不成，又进行威胁，杨饱安慷慨地宣称：我开始参加革命，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

在押的同志无不为杨鲍安的为人和他对党的忠贞而感动，就是一些看守士兵，也敬佩地称他为杨铁人。

（摘自尤亮张先根合著《关于杨鲍安被捕和牺牲的经过》。

）

杨鲍安在狱中的斗争堪称是高风亮节，为共产党人的楷模。

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当自知不久将告别人世时，他又想起了家中的妻儿老小，忍着极大的悲愤给家人传信，述说临终前的嘱托。

据史记载：他在信中说，他的处境很危险，难免要为革命而牺牲，告诫家人不要接受任何不认识的人的任何财物或资助，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生活，就回老家去。

信中特别嘱咐，千万不要把家中的缝纫机变卖了，那是全家今后活命的工具。

杨鲍安在侦缉队被关押十多天后，蒋介石因数度派人劝降失败，一怒之下，下令处决。

接着，杨饱安被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