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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6（第10页）

他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能相信向忠发被捕后就叛变的事实。

一方面，他请有关的同志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取证，另一方面，他于6月23日晚上“亲自来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

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后窗户。

他看到，后窗户的窗帘拉开了，透出昏黄的灯光。

这是杨振德和夏娘娘发出的信号。

周恩来晓得，家中出事了”

。

到这时，他不得不痛心地黯然自语：“向忠发确实叛变了。

但是，他是怎样叛变的呢？向敌人供出了哪些党的机密呢？”

周恩来设法搞到故人审讯向忠发的全部记录，以解心中疑团；杨饱安在狱中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高风亮节

向忠发参加革命是受时代潮流裹挟的自发行为，绝非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是建立在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信仰之上的自觉行为。

中华民族历代的革命志士是讲气节的，文人是重名节的，换言之，民族气节是高于一切的；名节是文人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中华民族历来颂扬苏武、文天徉等民族英雄，贬斥秦桧一类民族败类。

然而，向忠发、顾顺章等都是一些没有气节的江湖游民，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获取权力和地位，并进而借获得的权力和地位进行个人享受。

因此，向忠发被捕之后，绝不会像彭湃、挥代英、蔡和森等人那样视死如归、悲壮就义，成为中华民族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楷模；相反，他步顾顺章之后叛变投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推行的唯成份论是何等的荒唐啊！

6月23日，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时任警备司令的熊式辉有一种错觉，他认为像向忠发这样级别的中共领导人是不会真的叛变的。

因此，他指示属下：如果向匪忠发愿意归向中央，就让他协助我们把周恩来等一批“共匪”

要人缉拿归案；如果顽固不化，我也不会亲自审理这一案件了。

接着，他立即电告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向忠发在沪被捕，请示处理方略。

向忠发认为向敌人献媚的时机到了，他通过审讯人员向警备司令熊式辉坦承自己的身份，并供出了周恩来的住处。

接着，他又亲自带领敌人赶来搜捕。

幸亏周恩来、邓颖超已转移，住处只剩下杨振德、夏娘娘两位老人。

由于夏娘娘在此之前坐过牢，特务一见便说：又碰到你了。

“杨振德和夏娘娘一直沉默着，什么也不说。

敌人残忍地打了她们，没有把她们抓走。”

用顾顺章的话说：“带走了她们二人，就等于切断了和周恩来、邓颖超的联系。

我们要把她们留在这里做钓饵，让周恩来、邓颖超上钩。”

但是，对于向忠发被捕叛变后的上述所作所为，周恩来是不知底情的，或者说也仅仅是推测、怀疑而已。

自然，推测与怀疑是不足为凭的，更不能当作给党的总书记做结论的依据。

因此，他依然通过各种渠道积极营救向忠发。

也就是在向忠发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当天，周恩来通过潘汉年等关系完全掌握了这一情况。

时下，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只要没有抓到向忠发叛变的确切证据，就得继续设法营救。

然而，如何继续营救向忠发呢？这又成了周恩来心中的一大难题。

根据以往的经验，周恩来认为像向忠发这样级别的要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是无权做出裁夺的，司令熊式辉是一定要给蒋介石拍发密电，请示处理意见的。

而蒋介石一旦获知这样重大的案情，也是一定要命令熊式辉派专人把向忠发押解南京的。

他历经深思熟虑，遂命令潘汉年等除随时报告向忠发在警备司令部的情况外，还特别强调要潘汉年侦知向忠发何时押解南京，从什么地方上车起解，并派有多少武装人员护送等情况。

对此，潘汉年是心领神会的：周恩来计划组织武装力量截囚车，救向忠发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