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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主持中央机关工作006（第11页）

同时，潘汉年也清楚：若想获知向忠发起解南京的时间、地点和路线，必须先要知道警备司令部审讯向忠发的详细情况。

很快，他通过内线获悉，向忠发一案结束审讯，向忠发已投敌叛变了。

就在这当口，周恩来又突然收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向忠发已经在警备司令部被枪杀了。

他于震惊之余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自问：既然向忠发被捕之后叛变了，敌人为什么还要下令枪杀他呢？如果说向忠发没有投敌叛变，那为什么党的机关，乃至于他自己的家会被敌人搜查呢？因为这些党的秘密机关——自己家的住址只有向忠发才知道啊！

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清楚，要解开这一谜团，唯有尽快地搞到审讯向忠发的全部记录。

为此，他指示潘汉年等：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要尽快地搞到敌人的全部审讯记录。

潘汉年终于通过内线的关系，辅之以重金收买等手段，很快搞到了借用敌人之手抄出来的全部审讯记录。

周恩来当即审阅了向忠发叛变后的口供抄件。

他认为这份供词中所提供的中共中央核心机密，除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少数人知道以外，敌人是不可能掌握这些材料的；类似像中央新改组的保卫机关的人员组成这种绝密消息，也只有向忠发等少数几个人知道；至于供词中说的向忠发暂居周恩来的临时住处的地址，也只有向忠发一人知道。

因此，周恩来肯定了向忠发被捕叛变的事实。

周恩来知道向忠发叛变的影响，也清楚党一旦做出向忠发叛变投敌的结论的分量。

他已经确认向忠发叛变无疑，可他依然无法解释：既然敌人知道了向忠发已经叛变，为什么还要枪毙他呢？如果让他公开登报自首，其政治影响不更大吗？由此，他又不得不自我怀疑：敌人会不会通过制造假口供达到动摇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呢？为了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也为了不冤枉任何一个人，他再次严肃地指示潘汉年等：必须查清敌人处决已经叛变投敌的向忠发的原因。

潘汉年等很快通过内线关系，获得了向忠发被处决的确切情报。

原来，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在电告蒋介石的时候，并不知向忠发已经叛变；远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依据过去的经验，尤其是最近至死不投降的浑代英、蔡和森的表现，他认为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决无叛变的可能，故当即电示熊式辉：“就地秘密枪决。”

向忠发叛变投敌之后，熊式辉没有再过问此案的详情，遂按蒋介石的指示执行了。

另外，熊式辉在国民党的派系中隶属新政学系，和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矛盾较大，三次会审向忠发，竟然不让系的特务徐恩曾、张冲等人参加，自然，向忠发叛变的供词，也就密而不告组织。

潘汉年过去在文化战线上做领导工作，方方面面的文化人士和他多有交往。

虽说他最近调入中央特委会，接替陈赓的工作，但由于向忠发供出了他是新的中央特委会的核心成员之一，继续留在上海是非常危险的。

周恩来与陈云等商议并商请中央同意，决定让潘汉年撤出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工作。

接着，他又要求潘汉年行前把一些重要关系移交给可靠的同志。

对此，夏衍做了如下回忆：

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约薛华立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岁出头一点的绅士。

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

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

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念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

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

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

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

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话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

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了。”

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这位长者就是杨度。

但是，在当今所有解读上述文字的作品中（其中也包括夏公自己），皆因时代久远，错误理解为潘汉年在1933年自上海撤退的前夕，向夏公转交杨度这一情报关系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杨度先生1931年9月14日就驾鹤西去了，他怎么会在谢世两年之后再复生呢？显然是把年代搞错了。

随着形势的变化，党又决定潘汉年继续留沪从事情报工作，并陪着周恩来于夜间向杨度的遗体告别。

党中央决定周恩来立即转移中央苏区之后，王明就成了实质上的最高领导人。

面对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周恩来还得关心这位对他有着种种看法的王明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