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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002（第11页）

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的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

在军队解决后，你们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

潘汉年想到了这次谈判的艰巨性，但他没想到陈立夫从原来的谈判立场倒退这样多。

他为了戳穿陈立夫的阴谋，一针见血地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

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

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

陈立夫被潘汉年的强硬立场震住了。

为了不使谈判不欢而散，他又急忙转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愿和周面谈”

。

他知道周恩来在这种条件下是不会出来的。

他要潘汉年不要报告蒋的条件。

谈判无法进行下去了，张冲只好快快宣布暂停，准备下次再继续会谈。

潘汉年坚持原则，也讲得有理、有利、有节，可谓不辱使命。

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潘汉年住进宋公馆

潘汉年回到自己的下榻处，很快平息了愤感之情，把和陈立夫会谈的内容和经过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通过电台于11月12日发给陕北党中央。

幸喜的是这份报告奇迹般地保存下来，成为说明潘汉年不是内奸的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中共中央在收到潘汉年的报告的同时，负责和曾养甫联络的代表张子华同志回到了陕北，向党中央转达了国民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最新条件：

（一）共产党公开活动；

（二）苏维埃继续存在；

（三）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

（四）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

中共中央认真地研究了潘汉年的报告，以及张子华同志带回来的四个条件，认为陈立夫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试探性的，而张子华同志带回的四个条件是双方谈判的基础。

同时又认为，张子华同志带回的四个条件，较之过去的谈判条件有所倒退。

我们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仍可退让接受。

遂于11月13日指示潘汉年：“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养甫）谈原则协定。”

并把张子华同志带回的四个条件稍作如下改动，电告潘汉年：

（一）党可公开活动；

（二）政府继续存在；

（三）参加国会；

（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

中共中央在指示潘汉年继续和陈立夫会谈的同时，周恩来同志奉命赶赴前线，在东北军王以哲将军的配合下，准备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红军的“进剿”

。

潘汉年收到党中央的指示以后，认真地研究了我党有关国共和谈的条件，明显地感到在蒋介石的军事进逼之下是在有意退让。

他作为一方的和谈代表，内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也就是在潘汉年收到中共中央谈判条件的第三天——11月巧日，日本和德国签订了反共协定。

日本政府以联合反共为借口，企图把南京国民政府拉入国际反共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