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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002（第10页）

一至于中共的干部和毛泽东、朱德等先生的位置都好解决。

干部可以适当安插。

毛泽东、朱德先生如感不便，可以先出国考察一个时期。

潘汉年听了陈立夫的三条意见，不由怒火中烧。

但他知道自己此行的身份是负责联络，遂又把碎起的怒火压在心底，客气地答说负责向党中央转达，即结束这次会晤。

他当夜赶回上海，把和陈立夫会见的详细情况，如实地电告陕北党中央。

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转为剧烈。

那天晚上，我也曾经和潘汉年同志研究过，想请宋庆龄先生聘请好的医生来诊治；但我们又都相信这个晚上是能够过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19日早晨5点多时，我接到了周建人先生的电话，说情况很坏了。

等我到鲁迅先生家里时，他已经断气三十多分钟了。

我随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潘汉年同志，他报告了中央。

鲁迅先生碎然谢世的消息不舍为晴天霹雷，险些把潘汉年击倒在地。

就在这瞬间，他想起了自己的无知——以二十一岁的年龄和文学泰斗鲁迅先生笔战，但当他想到自己受命请鲁迅先生出面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时候，他既往不咎，欣然应允。

从此，他作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

的同时，写下了划时代的力作和培养了一代勇于肩负民族重任的文化新人；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他想到了鲁迅先生从封建堡垒中杀出，用他手中的笔和封建军阀、卖国政客、蒋介石的独裁一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新中国的再生拼命地呐喊着……时下，正当需要鲁迅先生为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而奔波，为迎接新的救亡抗日的伟大时代来临的前夕，他却突然地离去了！

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因此，对于鲁迅先生的逝世，潘汉年的悲痛也是超乎常人的！

潘汉年真想赶到鲁迅先生的灵前，扑到这位长者的遗体上大声地嚎陶。

但他的身份不允许他躬身前往凭吊，也不能公然为先生的治丧、出殡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他和冯雪峰忍住这极大的悲坳，经研究决定：鲁迅先生的丧事交由救国会出面来办，并应通过鲁迅先生的葬仪，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对此，当事人胡愈之同志作了如下记述：

鲁迅先生的葬仪团结了左、中、右、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体现了鲁迅先生不分派别，一致对外，联合抗日的精神，向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显示了团结抗日、一致救亡的威力。

蒋介石对于鲁迅先生的仙逝是不以为然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尚未泯灭民族之心的各界人士的抗日要求，他也是无动于衷的。

他认为会师陕甘宁一带的三大主力红军，已经减至不足三万人枪，这正是消灭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极好机会，遂在鲁迅先生逝世后的第三天——10月22日偕宋美龄自南京飞往西安，亲自部署东北军、西北军对红军作战；旋即，他又于10月29日偕宋美龄转到洛阳，部署中央军及马鸿A的部队进攻红军。

他认为一切部署停当，就等各方传来消灭红军的捷报的时候，又在洛阳以避寿为名，实际上大办其“国人献机”

的五十大寿’了！

（一）日寇进攻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之让步；

（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进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

（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

（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

潘汉年对于碎变的政局是清楚的，对即将举行的谈判不甚乐观。

但是，他认为通过谈判不但可以公开宣传我党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而且还可以从谈判对手的口中获悉蒋介石下一步的真实意图，为党中央正确的决策提供证据。

所以，他接到中共中央的电令之后，立刻通知了负责联络的张冲，双方商定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举行会谈。

潘汉年如约走进沧州饭店，和已经迎候在此的张冲、陈立夫握手相见，寒暄过后，分主宾落座，遂宣布会谈开始。

首先，潘汉年说明由他出面谈判的缘起，并指出是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破坏了周恩来参加谈判。

接着，他取出我党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交给陈立夫，遂又根据这一草案的内容阐述我党的意见。

陈立夫当场翻阅了我党提交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文件，他沉吟片时，代表蒋介石作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答文：“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