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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002（第6页）

今天，他又当面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分析，真是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

为了未来更好地完成国共谈判的重任，他又请示道：“在未来的国共谈判中，您对我还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吗？”

“我不是诸葛亮，因此也没有锦囊妙计给你。”

毛泽东风趣地说罢，便转身取来几封预先写好的信，“这是写给宋庆龄诸位先生的信，说不定对你的谈判，能从旁助一臂之力的。”

潘汉年双手接过了这几封沉甸甸的信，遂走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居室。

毛泽东的亲笔信，加上潘汉年敬长尊贤的作风，使宋庆龄、陶行知、蔡元培等更了解共产党和红军；谈判桌上，潘汉年义正词严，不辱使命

1936年10月4日，潘汉年随叶剑英同志离开保安，由红军交通员护送，安全地转交给设在东北军中的交通员，然后乘坐张学良将军派来的汽车，急驰在已是天高云淡的黄土高原上。

潘汉年望着沟壑不平的光秃秃的大地，很自然地想起了这儿曾是炎黄子孙的发祥地。

五干年过去了，历代为皇权而征战的遗址难以寻觅，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座供子孙们顶礼膜拜的黄帝陵！

而今，我们共产党人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逐鹿天下，留给子孙后代的又将是什么呢？他除去暗然稀嘘的感怀外，似乎也有着毛泽东同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的伟大胸襟！

潘汉年作为叶剑英同志的随员进入西安古城，遂拜会了张学良将军；．首先，转呈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两个文件，旋即又解释说明我党联蒋抗日新政策的具体内容。

对于巩固和发展拟建立中的西北大联合的政治局面、对出于发动西安事变前夕矛盾中的张学良将军的抉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张学良将军获悉侗促西北的红军有困难，当即拨五万元请宋庆龄先生转交；当他获悉红军缺少御寒的棉衣，＿又立即命令东北军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一万套棉衣，派军车悄悄送到红军的驻地；当他获悉红四方面军要出甘南北上，一定会遭到胡宗南所部以及东北军于学忠将军所部阻拦以后，又出谋划策地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从甘南穿过西兰公路就到陕北。

西边兰州方面是于学忠军，陇东是胡宗南的中央军，如果陕北红军南下静宁、会宁一线，向胡部取攻势，四方面军向北挺进，尽量向于部边防区靠拢，我已令于部坚守城池，不出城。

请你们靠兰州附近相机夺路，胡宗南不便入于军防区，还有云南军在胡部侧后，他更不敢动。

四方面军就可以无阻拦地过来了。”

潘汉年通过和张学良将军的会谈，感到他是一位识大体、顾大局，又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爱国者。

有他——还有和他一样的杨虎城、傅作义等将军的救亡之举，全民族的抗日局面一定会很快的实现。

由此，他又想到了红军被迫长征以前的全国大局，越发地证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

为此，他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和国民党会谈的信心。

就在潘汉年留居西安期间，他抽空去西安电厂看望了姐姐潘文琴和姐夫路宝宗，并通过姐姐约见了西安汽车修配厂当工人的侄儿潘可西，询问了家乡父老乡亲的情况。

同时，他还代表党组织接见了辗转来到西安的老朋友丁玲和聂给弩。

为使读者详知这段文坛轶事，现把丁玲有关的回忆摘抄如下：

1936年9月，组织上安排我同聂纷弩同志改名换姓，经过几次国民党关卡的检查，终于到了西安，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候预定从陕北苏区来找我们接头的人。

第一天过去了，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担心，但总要悬想、盼望这个从陕北来接头的人能早早来临。

第二天傍晚，果然从门外闪进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轻声问道：“聂有才先生在吗？”

聂纷弩转身去望，来人朝我点了一点头，把头上的呢帽轻轻往上推了一推，我一看大惊，几乎叫出声来，我赶忙笑着让坐，这不就是潘汉年同志吗？

真是他乡遇故知！

我们处在日夜都有警察盘查的这样一个留人小店……潘汉年同志到这里来接我们了，他是从陕北苏区来的，是从中国共产党中央驻地保安来的。

他浑身充满着奇异神秘的光辉，我好像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

他还是那么轻松，闪着那双智慧而机智的眼光看着我。

他不问我什么，只是淡淡地说：“我以为你不要进去了。

我希望你能到法国去，那里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你是能发挥作用的。

你知道吗？红军需要钱，你去国外募捐，现在你有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做……”

怎么，这个问题太新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