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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和第二次国共合作002（第7页）

法国，巴黎，马赛曲，铁塔，博物馆……这不都是十几年前我曾经向往过的吗？……可是，这时，我却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不去，我就只要到陕北去，到保安去，我就这样顽固地用这一句话回答了他。

他很同情我的心琉，但似平也有些惋惜地答应了我。

第二天我便同聂纷弩分手，他听从潘汉年的建议，返回上海继续工作。

我搬到七贤庄……在那里安心等候着去保安。

这时，“两广事变”

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了。

诚如毛泽东同志所预见的那样，蒋介石果真改变了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态度。

他认真地研究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变“反蒋抗日”

为“联蒋抗日”

的路线，是因为处境困难，为求生存和发展，急于同国民党妥协。

所以，他又错误地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极好的机会。

他曾对冯玉祥将军直言说：“和共产党妥协包括三点：A、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以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饭，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现在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

B、党的问题——这好办……oC、军队问题——这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所以，他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遂“采用政治解决、军事压迫双管齐下的办法，先解决红军。”

换句实在的话说：他“一面邀周恩来去广州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给红军以打击，最低限度压迫红军全部过黄河，然后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

这就是蒋介石当时的如意算盘。

对此，我党中央冷静的估量形势，认为“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民党转向抗日。

对于蒋介石的企图，我党针锋相对，从政治、军事两方面迫蒋与我妥协并逼蒋抗日。

中央一方面令潘汉年即去南京和陈立夫直接会谈，并向南京方面建议，如果实现停战，在确保安全条件下，周恩来可以赴广州会谈，另方面准备反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样，潘汉年奉命电告南京的张冲，说明“自己正在西安逗留，不久即可赴南京面谈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与条件。”

这时，负责联络国共谈判的张冲已等得十分着急，加之陈立夫等想从潘汉年的口中获悉中共的最新态度，遂命张冲“立即赶到西安来会晤潘汉年。”

二人相见，故作老友重逢时的热情，但谁都清楚自己的使命。

潘汉年为了保持这和谐而又亲热的氛围，主动地将陕北方面定下的谈判方针和基本条件向张冲作了介绍。

张冲的任务完成了，和潘汉年相约在上海相见之后，遂又乘车返回南京，和陈立夫等商讨谈判对策去了。

潘汉年很快在西安完成了党中央的托付，于11日动身去上海，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准备于适当的时机再与南京方面接触。

潘汉年于10月14日安抵上海之后，立即和冯雪峰等会面，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主要是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

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

接着，潘汉年又拜访了宋庆龄先生，并当面呈交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及毛泽东同志写给她的这封信：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

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

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过之心。

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

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

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海，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

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