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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牧领权力 国家社会宗教（第1页）

45.牧领权力：国家、社会、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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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74：《16181619年海德堡上空的彗星》，出自：马特乌斯·梅里安，《欧洲舞台》，163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痛苦的分离，停滞的联络

一直到18世纪下半叶，教派纷争仍然是为战争辩护的挡箭牌，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要寻找新的理由。

欧洲各国为了争夺权力和人民、名誉和资源而发动战争，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加掩饰。

“净土”

的旧乌托邦被染上民族主义的色彩，然后是种族主义，这些幽灵似最漫长的黑夜，直到20世纪仍然笼罩欧洲。

但是，驯服宗教这一千年巨作，为即将到来的重大变革准备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这次变革是由科学和工业两场革命引发的。

16和17世纪的宗教战争——更确切地说，主要由宗教分歧引发的战争——是“西方”

为实现现代化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

改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一句著名的话：基督教世界也有流血的边界，甚至可能比伊斯兰的还要血腥。

疯狂的相互屠杀是转变的先决条件，宗教在拉丁欧洲引发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中立性，并推动了教会和国家分离、科学与宗教划界。

当然，宗教并没有从人们生活中消失，对许多事情仍然有影响力。

尽管如此，基督教的“牧领权力”

（Pastoralmacht）[80]——以福柯使用的这一概念的狭义上来看——已经被打破。

18世纪，一本书是不是被教会禁止，就算在法国也变得无关紧要。

神职人员认为自己主要的关注点在于灵魂。

“启蒙”

——将理性和讨论作为接近真理的手段——在文艺复兴中发端，现在又重新获得机会。

在信奉东正教的莫斯科公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这种痛苦的政教分离没有出现，在信奉佛教、湿婆或孔子的地区也没有契机。

宗教改革是第一次启蒙——它的漫长历史植根于文艺复兴时期——第二次“伟大”

的启蒙仍然是拉丁欧洲的特殊产物。

在别的地方，没有上述进程的哲学基础，也不会把宗教和政治分离当成一项由法律确立的国家项目。

过剩的牧领权力和内化的宗教传统对科学有多大的阻挠，不仅表现在拜占庭和西班牙的历史中，还有犹太教。

阿拉伯和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能够传到天主教的欧洲，犹太学者做出了卓越贡献，除此之外，他们对科学革命中决定性的范式转换几乎毫无帮助。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

转向理性看待世界，其中犹太教有相当大的贡献，唯一能佐证韦伯观点的只有犹太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其中一个原因是犹太人的社会边缘化，高校和学院一般都不对犹太人开放，行会也是如此。

此外，和其他宗教一样，犹太拉比的正统学说对世俗哲学持怀疑态度。

例如，所罗门·伊本·盖比鲁勒（SolomonibnGabirol，1021—10581070）的新柏拉图学说主要在天主教欧洲流传下去——能流传也是因为读者不知道盖比鲁勒是犹太教徒。

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莱维·本·热尔松（LeviBenGerson，1288—1344）是数学家、神学家和十字测天仪的发明者，他的著作《上帝的战争》让虔诚的教徒对他恨之入骨。

他们气急败坏地抨击他把犹太教法典（《塔木德》）与亚里士多德的逍遥派哲学融合在一起，这分明是“反上帝的战争”

。

在14世纪的布拉格和16世纪下半叶的波兰，偶尔都会迸发出理性主义的潮流，它们似乎是由外部激发的，尤其是通过与意大利文化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