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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斟酌着词句,“它好像在说更大的一种东西。
比如,每个人都有的那种,想要完整呈现自己的渴望。”
那天下午,我们谈了三个小时。
不是采访与被采访,更像是两个通过文字相识的人在交换理解。
他问创作背景,我老实说大部分诗没有具体故事,是某个瞬间的光影、气味、声音触动了记忆的弦。
他问为什么总写时光、青春、离别,我想了想说:“因为它们是生命最真实的质地。”
采访稿登出后,波澜真正开始了。
信件像候鸟一样飞来。
牛皮纸信封、航空信封、甚至作业本撕下的纸,字迹各异,有的工整,有的潦草。
它们堆在我书房角落的纸箱里,渐渐满溢。
起初我一封封读,后来读不过来了,但每一封都会拆开。
一个高三女生写道:“谢谢您的诗,陪我度过联考前的黑暗。
我不再害怕长大了。”
一位中年男子用工楷抄了《青春》全诗,附言:“年轻时不懂,懂了己不再年轻。
但读到这首诗时,我与十八岁的自己和解了。”
最让我震动的一封来自花莲,一位小学老师说她用《长城谣》给孩子们讲乡愁——“尽管没有长城,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回不去的城。”
我被这些信深深触动了,也深深困惑了。
他们读到的,常常超出我写下时的想象。
那些在孤独中流淌出的句子,竟在陌生人的生命里找到了回响,这让我感到一种近乎神圣的责任——原来文字一旦离开笔尖,就不再属于作者,它成了公共的星辰,每个人借它的光,照亮自己不同的夜空。
然而,另一种声音也随之而来。
文学评论开始出现在报刊上。
肯定的声音说这些诗“清丽真挚”
、“首指人心”
;但批评的声音,则犀利得多——“小布尔乔亚的情调”
、“沉溺于个人感伤”
、“缺乏时代关怀”
。
最常被贴上的标签,是“爱情诗女诗人”
。
我第一次在杂志上看到这个称呼时,正坐在摇椅上给未出世的孩子织毛衣。
针线停住了。
爱情诗?当然,我写爱情——写相遇的颤栗,写别离的痛楚,写承诺的重量。
但爱情从来不是主题,它只是入口。
我真正想写的,是通过爱情这种最强烈的人际联结,去窥见生命本身的短暂与珍贵,时光的无情与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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