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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与享乐主义走向后现代社会（第1页）

从消费与享乐主义走向后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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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了先锋派各种惊人之举的现代主义的重要阶段已经成为过去，如今的先锋派已经失去了呼风唤雨的能力，公众与革新艺术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复存在，原因是没有人再继续捍卫秩序与传统了。

大众文化已经习惯了现代主义的叛逆，“在艺术领域，鲜有人反对完全的自由、无羁绊的生活、奔放的感受、凌驾于秩序之上的直觉以及不接受理性批判的想象力”

。

公众的转变的原因是，在世纪之交曾为一小撮反对资产阶级的艺术家们所专有的享乐主义，受到大众消费的推动，成为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今盛行的自由思想，将现代主义运动视作文化理念，该运动的意识形态阵线所寻求的便是将冲动当作行为模式”

。

由此，人们走进后现代文化，对于贝尔来说，这个文化概念意味着这样的时代：先锋派不再能够引起轰动，寻求创新变得合理，感官刺激与愉悦成为主流的价值观。

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像是享乐主义的民主化，“求新”

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反道德与反制度”

赢得了胜利，艺术界的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之间的背离结束了。

但后现代主义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极端主义文化的来临，这种文化将“现代主义逻辑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

在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呈现出与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以及极端的享乐主义相关联的几个主要特征，如学生的叛逆、反文化、吸食大麻与摇脚丸[71]、性解放等，色情电影与书籍大行其道，血腥、暴力场景愈演愈烈，通俗文化终于走进了解放、享乐以及性的时代。

享乐主义文化使人幻象绵绵，但明显也是革命性的，“事实上，它仅是50年代上流社会部分阶层长期所过的放纵与享乐主义生活的民主化与扩张”

。

由此看来，60年代标识出的是“一个开端与一个结束”

。

之所以说现代主义的终结，因为在60年代，表现最为明显的便是对清戒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声讨，这一波的大众文化叛逆运动也最为轰轰烈烈。

一种后现代文化也在此时开始了，它没有创新和真正的果敢，只满足于民主化享乐主义的逻辑，倾向于加速优先发展“最为低俗而非高雅的习性”

。

人们或许可这样理解，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这种“X光检查”

，是出于一种新清教主义的憎恶。

在享乐主义以及反映享乐主义的消费中，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处在震中位置，要弄清楚这点明显力有不逮，不过贝尔认为这很有必要。

要刻画社会与现代的个体，把消费作为参照点是最为合适的，“在20世纪20年代，当大众生产与一种空前高涨的消费开始改变中产阶级的生活时，现代社会真正的革命突然来临了”

。

什么样的革命呢？对于贝尔来说，这种革命是享乐主义，它是一种价值观的革命，从结构上将资产阶级社会整体置于危险的境地。

尽管如此，人们仍可能对消费在历史上的作用心存疑惑，担心它被喻为意识形态上的革命或有一些离经叛道的文化内涵而遭到削弱。

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达到巅峰状态的消费上的革命，在我们看来实际意义尤为深远，它主要在于实现现代社会世俗化的目标，也即实现社会的整体控制。

另外，私生活解放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表现在自助服务的普及化，时尚的日新月异，原则、角色和章程的模糊化。

通过在生活层面上将个体纳入快车道，通过将自我完善加以合理化，并利用图片、新闻、文化对此进行渲染，福利社会显现出一种微型化或一种极端的非社会化的作用，这与19世纪施行义务教育、征兵、城市化及工业化等举措的社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消费时代不仅废除了新教的伦理，它还清算了传统上、惯例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制造出一种民族文化，并基于需求以及新闻的撩拨，使得这种文化国际化了，使得个体不再坚守本分，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由此遭到了唾弃，人们对客体、对他人、对肉体以及对自己的那些久远、静态的立场发生了动摇。

这便是继18、19世纪经济和政治革命之后，继世纪之交的艺术革命之后，出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内的革命。

自此以后，现代人对新颖事物都是接纳的，他能够毫无障碍地改变生活方式，因为他是动态的，“大众消费意味着，在生活方式这个重要领域，人们接受了关于社会变迁以及个人转变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