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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的升级（第2页）

朝某人脸上吐唾沫或者在路过时吐口水等侮辱性的现象消失了，因为这与讲究卫生的冷漠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寻常方式的辱骂变得司空见惯了，但它失去了刺激性的内涵，也不再有侮辱他人的故意，而是一种没有动武意图的莫名的冲动，正是由此，这类辱骂很少有引发肢体冲突的结果。

一个驾车人对另一个冒失鬼司机的斥骂，丝毫没有污损的意思，而这个被骂的人也完全没觉得有什么。

在一个自恋时代，言语上的暴力也空泛化了，它甚至不再有人际的意义内涵，它变得冷冰冰的，既无目标也无意义，它是冲动、神经质、非社会化的暴力。

个性化进程是产生这种普遍的和睦态势的一种机制；儿童、妇女以及动物不再像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那样是暴力的传统目标。

后现代的**所推崇的对话、参与以及倾听主观诉求等得到了系统的提升，这成为行为端正的根源，它在纲纪森严时代得到了继续甚而得到了强化，然而森严纲纪却被教育体系抛弃了。

在父母不再自视为子女们的学习榜样之际，以相互沟通和人际关系心理化为基础的教育模式才能得以推行，体罚由此才能得以绝迹。

个性化进程淡化了一切权威者的形象，削弱了专制、冷酷、窒息天赋的“榜样”

原则，最终让教育理念产生了改变，自恋的非实体化让小家庭感到无可奈何，感到教育权被剥夺、被舍弃。

昨天还有着育人和灌输规范等积极意义的体罚，如今却是让父母感到羞愧的与子女沟通的失败，是对失去权威而感到沮丧的一种无法控制的歇斯底里。

妇女运动如火如荼，反响热烈。

随着男性暴力大范围地减少，男性气概不再等同于孔武有力，女性不再等同于逆来顺受，在这样一个“性别模糊”

的时代，暴力已经失去了效用。

自古以来便有按性别划分来界定行为的法则，男性暴力承载并体现着这一法则，但由于对男性和女性已经没有了严格的定义，没有了明确的界定，男权至上的模式便遭到了各方的唾弃，因此，这种法则在个性化进程的大潮下也就没有了市场，靠肌肉发达确立权威的原则让位给了对自主支配、心灵对话以及无拘无束的生活的憧憬。

在法国仍然存在着强奸问题，1978年有1600起强奸案件（每10万人中有3起），但实际数量大概接近8000起，而在美国，则有超过6万起强奸案，这创造了一项新的犯罪率纪录，即每10万人有29起。

在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强奸案数量也在日益增长。

然而，人们无法确定这种增长是性侵犯真的增加了，还是被强奸妇女更有勇气站出来揭发的缘故，如在瑞典，强奸案数量在四分之一世纪里翻了一番还多，而在美国，强奸案数量从1957年到1978年增加了四倍。

但从一个世纪的跨度来看，结果则与此相反，性暴力出现了显著下降，如法国的强奸案数量是1870年的五分之一。

[167]尽管性暴力只是相对泛滥，但冷漠的个性化进程仍旧在继续着，以便让男性的行为变得更规矩，强奸案的回潮和减少同时出现在数量极为有限的人群中，一则因为这些强奸犯来自少数有色人种和弱势文化人群（在美国，有近一半的被捕者为黑人），再则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强奸犯是惯犯，至少在法国是如此。

最终，连对待动物的态度也被纳入到文明化的进程中。

依据1850年和1898年颁布的法律，从理论上讲，可以对虐待动物的行为进行追究，但这些法律只是一些僵化的字眼，事实上，这种类型的残暴并没有受到异口同声的谴责。

在19世纪的屠宰场，虐杀是极为平常的事情，看动物挣扎是工人们钟爱的一个娱乐节目，如“将火鸡放在烧得通红的铁板上看其跳舞，人们把关在笼子里而头却露在外的鸽子当靶子，朝其扔石块”

[168]等。

但共生一个世界让我们放弃了这种刺激，如今虐待牲畜已广为人所不齿，捕猎、袭扰、饲养环境恶劣甚至连一些科学实验都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抗议。

从前自发形成的以折磨动物为乐的游戏，如今的孩子们从来没有玩过，这说明，人道化在孩子们身上体现得最为显著。

当代的个人主义不再拘泥于对他者机械的认同，而后现代的个人主义特征便是扩大了认同的范围，即不再仅局限于对人的认同。

有必要结合个体的心理化来看待这种复合式的认同，随着个体的个性化，原本泾渭分明的人与动物的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动物所承受的一切苦痛，人类也感同身受，个体由此变得脆弱、惊诧和恐惧起来，并逐渐难以容忍动物所遭受的苦痛。

自恋让个体变得柔弱且多愁善感，变得对外部世界更加敏感。

不过，习俗的人道化与一个同样自成体系的冷漠是相伴随出现的，在夏季大移居时抛弃动物的浪潮便证明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