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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和革命（第1页）

个人主义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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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进程缓和了人际冲突，但结果却出现另一种全新的挑战，其影响力更为强大，这便是社会与国家的冲突。

实际上，在人与人的关系“人道化”

之际，革命的计划和行动也在进行中，公开的有意识的阶级冲突，旨在将历史一分为二，将国家机器废除。

解放和文明进程是同步进行的。

在整体主义社会里，人类的暴力为的是维护整体存在的声誉；传统的骚乱和反叛尽管有血腥的特征，但并不追求摧毁整个社会架构。

但在个人主义社会里则与之相反，社会的根基、法律和权力的实质成了公众瞩目的焦点，成了个人和阶级讨伐的对象。

现代阶段的社会暴力开始了，它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因素，成为国家和社会变革与改良的工具。

大众暴力成了维持当代社会运转和发展的一项实用的必需的制度，阶级斗争尤其有利于资本主义克服危机、消除消费和生产之间逐渐产生的失衡。

在社会经济组织中以及在价值观中，个人主义社会将阶级与其产物割裂开来，革命完全像是一种制度化了的永恒的阶级斗争，革命现象由此也就变得无法理解。

在整体主义社会或者等级制社会里，在这类体制中，某些特定的人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他们的自主存在没有获得认同，因为社会秩序建立在神的基础上，人是神的秩序的组分，因此彼时才能避免革命行动。

为了让革命成为一种历史的可能，人应当被微型化，应当打破人类传统的团结，人与物的关系应当要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最终，主张自然法、主张个人平等和个人意识形态自由占据了优势地位。

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前提是要有个人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空间，这个空间本身不再有枉顾人们意愿的组织，而此前阻止使用暴力来撼动秩序的至高无上的集体原则失去了原本毋庸置疑的地位，国家和社会根本无法避免人们的变革行动。

个人不再是实现外部目标的一种手段，而是被认为或者自认为是终极目标，社会制度失去了神圣的光晕，不可违反的超验性和朴素的他律，受到了来自社会及意识形态秩序的长期侵蚀，该秩序并非植根于神，而是发端于自立的个体本身。

[173]

建立一个个体平等而且自由的均质社会，离不开一种为了社会架构而公开进行的暴力冲突。

个人主义初级阶段的出现是出于意识形态这一关键角色的需要，意识形态在取代宗教裁决的同时，也保留了绝对的、情绪化的特征。

由此，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革命的、血腥的社会斗争时期。

个人主义社会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但人们不但没因此而赢得完全的自主，反而还在一些冲突中成为对立面。

当然，冲突经常是由利益引起的，但参与冲突的善恶二元论者所依据的却是一些围绕个人权利的新“价值观”

。

因此，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阶段基本上被看成是围绕着价值观而展开的广泛政治化的动员阶段，而不是严格局限于对个人事务审慎的关注。

意识形态上的畸形发展以及对抗是个人主义民主时代不可避免的产物。

今天看来，这个阶段与整体主义时代、与至上的社会整体依然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表明，个人主义原则中所蕴含的社会无序这一因素受到了无处不在的、硬性的规约的制衡，这是一种近似纪律的规约，目的在于中性化个人特性的发展，在于让个体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即便造成阶级和价值观的冲突也在所不惜。

在个人主义时代，挑战国家的全面暴力在社会上渐成气候，但是国家报复性的暴力一点也不比其逊色，现代政府采用了如“恐怖时代”

[174]一类的回应方式，政府大规模地诉诸暴力，它不仅针对反对者，而且还针对制度的拥护者。

暴力推翻社会政治秩序需要一些理由，但这也是权力机构对社会进行前所未有的挑战的理由，至上的个体们在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之际，“恐怖时代”

来临了，如大屠杀、放逐等，这一切都是假借人民的意愿或者无产阶级的解放来进行的，权力只有依据民主的及个人主义的社会表述才能开展“恐怖时代”

，尽管事实上它是以暴力来恢复集体主义的尊宠地位，使其摆脱颓势。

革命意志无法用客观的阶级矛盾来解释，同理，仅从环境需要来解释“恐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