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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3页）

分泌时将会起到过滤器的作用，因此墨迹斑斑。

在他看来，皮质类似于一个大的腺体。

这种带有主观色彩的解释在数十年内一直占上风。

在世纪之交，爱德华·泰森（EdwardTyson）的比较解剖学发现，脱水后的黑猩猩身体与人类的共同点多于其他猿类，还发现黑猩猩的大脑与人类大脑极为相似。

罗马精神病学家乔瓦尼·玛利亚·兰奇西（GiovanniMariaLancisi）在1713年发表观点称胼胝体是思维灵魂的所在地。

同时，他还在两个脑半球的连接处准确观察到了单一器官，即笛卡尔提出的松果体。

到了18世纪中叶，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AlbreHaller）的实验（试图将刺激性和敏感性区分开来）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他更倾向于将神经系统作为一个组织的集合，而不是作为一个具有功能的器官来研究。

不仅如此，他还对以往所有关于感觉定位的尝试都表示质疑。

承认对大脑这个成分模糊、功能可疑的身体系统的无知几乎成了一件必要的事，该系统的病症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临床手术带来困难。

西班牙公主玛丽亚·安东妮亚（MariaAa）的医生费利克斯·维克·达泽尔（FelixVicqd'Azyr）是最早开始进行大脑研究的人之一，他的研究计划因他过早去世而未完成。

该计划将大脑的复杂程度作为评估每个物种的标准，以此实现动物的分级。

18世纪末，一些迹象表明，一个里程碑式的崭新时代即将拉开帷幕，大脑研究将在下一个世纪全面展开。

1798年，一位德国医生开始着手进行他的大脑生理学项目，意图忠实地描绘出人脑的本质。

他名叫弗兰茨·约瑟夫·加尔（FranzJosephGall），原本一直在维也纳生活、工作，但他于1805年告别故土，先在欧洲各地宣扬自己的学说，随后在巴黎定居。

在那里，他与学生约翰·加斯帕尔·施普尔茨海姆（JohannGasparSpurzheim）一起，试图获得高级知识分子的赞同，建立科学界的共识。

尽管法兰西学院的裁决否定了他的学说，但他却成功了。

这两位传播者在短时间内仍维持合作伙伴关系，他们的事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壮大。

本书第二章叙述了一种“科学意识形态”

[7]的形成和传播，其发明者称之为器官学，其他人则称之为颅相学。

人们众说纷纭，各派观点碰撞交融，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道德品质和智力能力与生俱来，取决于构成大脑的特定器官的发展。

大脑的两个半球上有大脑灰质，大脑是具有双重作用的器官，而19世纪的人们则应当遵循道德价值观规定的行为准则，认识这一器官、研究其功能。

这些器官当时被视为“需要锻炼的肌肉”

。

最近也有一本书的作者指出了这一点，他想强调两个世纪前颅相学家推荐的体操与“神经生物学”

之间的关系，后者是一种市场化的产物，它源于当下的一种理念——人类的个性本质上与大脑相吻合。

[8]

早在2001年，心理学家威廉·乌塔尔（WilliamUttal）就批评说，他的许多同事有一种天真的想法，总是希望通过将学科简化为对神经或计量元素的研究，来加强其学科理论性。

尽管他承认可以通过20世纪末引入的复杂成像技术窥探大脑的运作，但在他看来，这一方法存在着巨大的误解风险。

研究者所看到的东西，虚假的比真实的多，而且相关研究对认知过程的定位过于随意。

虽然在其他领域，还原论方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各种现象，但人脑及人类行为有多维复杂性，需要极其谨慎地研究。

[9]几年后，历史学家迈克尔·哈格纳（Mier）写了一篇关于网络颅相学的文章，质疑了上述技术产品仪器的新“视觉权威”

。

杰里·福多（JerryFodor）于1983年提出了模块化思维理论，他的著作封面上有一个颅相学视角下的头部图像[10]。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颅相学不时被提起并重复纳入讨论范围，时不时地成为历史学家仔细研究的主体。

笔者认为，颅相学的发展史应该被置于中心位置，但不仅仅是出于上述原因，更是因为颅相学涉及西方文化的很大一部分，能够反映历史阶段的交替及地理变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颅相学一直吸引着医生和科学家们的兴趣，有人采纳其原则，有人则持反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