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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4页）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文学色彩和艺术气质的异质性、扩张性学科，它仍旧得到了持续的传播。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颅相学在美国建国时期的发展状况说明科学可以成为信仰，能够影响商业举措、教学理念和卫生改革，改变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时的人认为，如果不能了解大脑的表现形式，就无法处理大脑的问题，因此有人完善了检查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工具。

虽然加尔及其追随者拒绝直接实验，但在19世纪初，都灵的路易吉·罗兰多（LuigiRolando）对动物进行了活体解剖和电化电流诱导，并试图定位某些与颅相学功能毫无共同之处的一般功能。

弗朗索瓦·马让迪（Fran?oisMagendie）的做法与罗兰多相似，他大胆进行了生理学实验，取得了显著成果。

他将颅相学判定为伪科学，认为它与占星术或亡灵术相近。

[11]而其他研究者，如托马斯·莱科克（ThomasLaycock）、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则把解剖实验作为一种激励自己研究的学说，促进了对于神经系统的层次和进化模式的了解。

19世纪，不同的调查风格和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神经系统，我们将在第三章的第一部分展开论述。

比较解剖学显示，恰如威廉斯在两个多世纪前的猜测，动物的大脑皮层趋于复杂，其中人类的大脑皮层复杂程度最高。

有人宣称欧洲男性的大脑皮层复杂程度比其他地方的人都高——神经系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当时普遍存在的种族观念的一部分，而这种观念注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保罗·布罗卡（PaulBroca）认为，具有越多褶皱的大脑越聪明，但大脑的重量和体积也同样重要。

那些在社会中表现突出的人去世后，布罗卡对他们的大脑进行了长期分析，并坚信能够发现卓越的秘密。

1861年，在解剖学与临床学方面，布罗卡还在左额叶发现了语言中枢，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独特能力。

后来卡尔·韦尼克（icke）发现了一个新的功能区域，即颞顶。

随后，两人利用大脑的不对称性进行研究，指出两个半球具有相反的品质，并认为右半球具有所谓原始性，从而贬低了右半球。

毋庸置疑，19世纪的实验生理学成果显著。

与罗兰多不同的是，皮埃尔·弗罗伦斯（PierreFlourens）（加尔最可怕的对手之一）对动物进行了一系列无休止的实验，通过各种手段，揭示了大脑神经系统中存在的功能区。

几十年后，对大脑皮层的电刺激显示，狗的肌肉运动由大脑皮层的特定区域控制。

1876年，大卫·费里尔（DavidFerrier）更准确地定位了控制运动和感觉的区域。

过去一直被忽视的皮质，此时也成了在组织构成方面需要观察的对象。

1906年，卡米洛·高尔基（CamilloGolgi）和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SantiagoRamónyCajal）获得了诺贝尔奖，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他们找到了使神经细胞的结构可视化的方法。

认为细胞是生物体的最小单位的世纪结束了。

自那时起，颅相学又经历了诸多变化，它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范围不断扩大，笔者无法一一详细介绍。

世纪之交又产生了一次大变革，当时该领域的数十万名研究人员（正如前面所述[12]）在专业期刊和手册中发表了数百万页的相关内容。

大量的数据使得我们无法重现历史。

20世纪的发展局面错综复杂，我们只能随机选择其中一部分，回忆一些相关事件。

而笔者想讲的，首先是一种能够记录大脑电流活动节奏的仪器，它的发明者汉斯·伯格（HansBerger）及其追随者都希望它能打开研究心理的大门，这一仪器证实了神经系统信号属于电的范畴，于是这种仪器随着电报模型的出现而出现。

脑电图极大地丰富了神经学和精神病学的诊断设备，它在癫痫研究等方面也起着非常宝贵的作用。

1937年，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Penfield）开始对癫痫病患者进行实验，他通过视觉模拟制作了“小矮人”

的形象，这一人脑图像不断被模仿且传播甚广。

20世纪下半叶，另一个同样幸运的形象从封闭实验室里诞生并走了出来——它就是人类所谓“三位一体大脑”

理论的载体。

保罗·麦克莱恩（PaulMa）认为，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会有三个脑层叠加，第一个从爬行动物处继承，第二个从低等哺乳动物处继承，第三个才从人类处继承且与人类各种行为有关。

在他看来，这三个层面的共存是不完全和平的，这一点似乎导致了许多个人和社会问题。

在那些充斥着冷战、太空征服和革命的年代，精神障碍以及各种冲突和恐惧都由“三位一体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