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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颅相学起源 1 一种科学意识形态的起源（第3页）

这不是一个几何学的问题，而是形态学的问题，其目的始终是在头骨上找到理论依据[90]。

图2.4：人和动物的枕骨差异。

图2.5a和2.5b：面部五官与水平面夹角。

彼得·坎普尔，《关于人的相貌特征的自然变化的论文》，巴黎，1791年。

在头骨和面相学成为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观察重点的同时，对大脑的研究仍未中止，当时认为：大脑是一个松弛的、没有形状的肿块，其质地与肠子相似。

与相对容易地能够被分离和被描述的神经系统不同，技术最精湛的手术刀在头盖下面复杂物质上的实验，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却从未解开其组成的谜团。

加尔曾抱怨说，在头盖下面，人们看到了阿蒙或公羊的角、长满老茧的身体、马镫、马刺、鹅毛，甚至是**、睾丸、外阴等等。

当时的命名法充满幻想且非常不严谨，大脑的重要性后来才渐渐被人发现。

正是由于加尔的努力，大脑作为重要器官的地位才渐渐被人承认，渐渐获得被研究和被解读的价值。

布拉格的解剖生理学家乔治·普罗查斯卡（GeProchaska）早在1784年就已经提出，大自然从来不会做徒劳无功的事情，它会给大脑和小脑（两者结构上属于复合形态）分配不同的用途，因此，它们会通过各种“功能”

来表现自己。

“然而，”

他补充道，“迄今为止，哲学家和医生为确定有机体和精神之间的联系所做的尝试仍然只是一种猜想。”

在普罗查斯卡之前，日内瓦人查尔斯·博内（CharlesBo）于1769年就已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即大脑是不同部分的组合物，每个部分都由纤维、神经和血管交织而成。

这一器官的众多组成部分恰如巧夺天工的艺术，令人钦佩，这与精神运作中固有的思想多重性和多样性特点相对应。

加尔非常欣赏博内的比喻，并在给研究所专员答复时有意引用了这一比喻，以支持其功能优先于结构的理论。

智力让人能够对大脑机制有透彻的了解，也能够看到大脑中的一切细节，就像读一本书一样。

大脑中数量惊人的各个器官，能让人感觉和思考，也能够形成语言文字：翻阅和研究书籍的时候，我们的智力其实是在研究其他大脑里的思想。

然而，博内的理论仍然过于依赖感觉和机械论，无法满足加尔的要求。

博内虽然发现了“崇高而公正的思想”

，但只适用于一般情况，一旦深入细节，他的思想就会显得很不成熟[91]。

上述关于书的比喻，比器官学的全面发展早了几十年，因为仍需要其他事件，才能激活这一学科的潜力。

埃纳·莱斯基（ErnaLesky）指出，加尔理想世界理论形成的关键之一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GottfriedHerder）的动态和生命力概念[92]。

1784年至1791年间，在《人类历史哲学观念纲要》（IdeenzurPhiloseschichtederMe）中，赫尔德指出了器官学研究与感觉主义完全不同的性质。

换言之，这是一个综合且有活力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各种因果关系，研究各类表象世界。

其研究对象范围广泛，从水晶到植物，从有知觉的有机体到人的精神。

辗转于斯特拉斯堡和维也纳两地的学生，也就是年轻的加尔，接受了他人建议，转而研究比较解剖学。

他逐步发展自己的理论，以分化和细化的方式阐明心理功能。

赫尔德确信，每一种自然力量都与一个特定的器官相对应，如果没有器官的调解，就不会有明显的精神力量。

基于这种理论，加尔着手研究人的智力和道德表现，并推断出精神的物质场所一定存在。

然而，力量与力量的提供者（器官）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这也造成了该理论的危机。

正是因为加尔引用了赫尔德这一观点，帝国于1801年颁布了禁止他讲课的严令（Ha），以维护自己的权威与统治。

因此，从事自然主义研究的人，不敢冒险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或无神论者。

但是，他们注意到了各个有机体的生命奇迹，研究构成它们的精妙组织，探索世界的因果。

同时期，思想家乔治·卡巴尼斯（PierreJeanGeesis）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概念。

据他所言，就像胃和肠子的消化作用，就像肝脏分泌胆汁，腮腺、上颌和舌下腺分泌唾液一样，大脑也通过这种方法来分泌思想[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