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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人的新科学（第2页）

他对深陷幻想的哲学家表示反感，但反感之余，他还运用了一种“以物易物”

的方法：他让哲学家研究表象的问题，而自己则争取到了处理基础性问题的权利。

生理学家对哲学家虎视眈眈，试图将其理论束之高阁，并取而代之。

医生在道德、教育和刑罚领域的研究能力自然毋庸置疑。

并且，加尔认为，人的本性会在其陷入痛苦状态或生死一线时显露无遗。

对理想中圣人的讴歌，主持身体、精神仪式的祭司，只是19世纪将延续下去的长篇故事中的一篇。

此外，病理学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健康状况，更是知识的真正来源，它将主持整个19世纪的医学神话。

可以说，在通往人类新科学的道路上，加尔一直是特立独行的，并且用尽全力进行研究。

不同于他对学生曾经的许诺，研究之路并非坦途。

研究者不像飞马，更像是乌龟，像是在帕纳索斯山上艰难爬行的乌龟，这是加尔做的另一个比喻：研究不能依赖哲学家的虚假先验知识，而需要缓慢、坚韧的经验，要让每一种证据变成切实的“事实”

。

加尔于1798年向冯·雷策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模仿康德的语言，他是在自然本身的引导下开始研究的。

他支持的论证风格是依赖经验的、事实的、自然的，这种风格将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并有无数分支的）哲学，成为整个时代的缩影。

而加尔的风格类似于一种仍在蹒跚学步的实证主义。

或者，正如它的定义，是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96]。

哲学家们选择与唯一公认的权威——“自然”

保持距离。

哲学家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彼此之间的差异只由教育或环境因素造成。

加尔倡导的先天论，其实与启蒙时代的平等主义信仰和教育学野心有很大冲突。

加尔认为，对“阿韦龙野孩”

的研究，以及改革者的仁慈之心所顾及的人都不过是傻瓜，先天缺少智慧的人注定要在树林中生存。

他认为没有比“白板说”

（指人出生时没有思想和观点的头脑）和孔迪拉克（dillac）的雕像更不切实际的理论了。

稍微了解一下动物世界，便能意识到，每个物种、每个人的偏好都是早已预设好的，并通过遗传来实现。

加尔想通过无数的例子、证明和反证，说明先天的东西比后天的东西更重要。

这种理论区别于器官学，也是转折的标志，它为每个生命体在出生时得到的自然禀赋保留了极大的空间和分量。

面对那些担心这种变化会破坏自由和责任的人，他指出在教育和环境的制约下，个人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被动地位。

抽象的、无限的自由是虚幻的，无限自由会让人在没有必要动机的情况下行动，但正如动因与物质手段不同一样，行动也不应与行动的能力相提并论。

即使一个人的大脑和头骨显示出“盗窃”

的倾向，也并不意味着他应该被当成盗贼一样暴打。

在权力和行为中，理性、文化和道德的阻力在发挥着作用，具有**力的行为，会被更强烈的动机所抵制。

**似乎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但正直、良好的道德、夫妻之爱往往能成功地抑制它。

在对立的动机相互争夺的土地上，加尔基于美德与恶习进行论述，在他看来，赢得美德的斗争越是痛苦，美德的行为就越是值得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