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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人的新科学（第3页）

如果不能违反大脑的行动界限（即上帝为每个人亲自规划的活动界限），那么，只有两种举动有必要：一方面，需要清楚自己由何物构成，并服从于自然界的安排；另一方面，需要有对劣性本能的牵制手段与对策。

加尔的冲突道德观的目的并不是宣扬某种价值观，他希望通过调配动机和愿望来指导行为，即激发内心深处对正确行为的不可抗拒的冲动。

只有能力和态度的相关理论，才能促进其构建有效的伦理学，而关于大脑的知识，也为个人和社会行动服务。

1813年，因为加尔师徒二人对人类的善良程度和完美性产生意见分歧，加尔与施普尔茨海姆决裂。

加尔竭力反对爱尔维修的主张，他也一样反对卢梭、拉马克（Jean-BaptisteLamarck）的论述。

他认为，任何外部现象或者环境压力都不可能是艺术和科学的起源，而那些认为器官是需求和训练产物的人非常反对这一观点。

与之相反，加尔认为人类的整个社会和文化发展，早已在创造时就被上帝刻在大脑装置中：上帝才是艺术家，而人只是一个工具。

因此，大脑的种种界限可能从一开始便已被确定。

加尔用大量篇幅说明“太阳底下无新事”

（nihilsubsolenovi）：人的肉体不会改变，同样的恶习和美德从古典时期、从古代、从蛮族，从未开化的国家就已经出现。

没有什么罪行是《圣经》不曾涉及的；蒙田、伏尔泰观察的人与荷马、苏格拉底眼中的人别无二致，就像水晶的形状或动植物的种类，自“法定日”

后就不会再发生任何改变。

人类被授予特定的工作，和蜜蜂遵循蜂巢法则，夜莺被赐予天籁歌喉，河狸负责修建水坝是一样的道理。

加尔认为，一切早已确定：既不能无限地进行修改，也不能从理想的自然状态中退化。

整个自然系统早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它自古以来就处于完美状态。

这种人类学体现了对本能的服从，但这一切是以激烈的内心冲突为代价的——加尔的理论显示出了怀疑和阴郁的色彩。

在1798年的公开信中，加尔又宣称自己把人提升到了造物之王的地位，这一说法使人感到困惑。

在逐一回顾与大脑各区域有关的基本特质时，他用了很长一段文字来描述野性本能，这种本能在食肉动物和人身上都存在。

而为了重申这种观点并予以辩解，他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凶残事件和案例。

他还补充道：我们的地球是一个被血洗的地球，要花上几年时间才能一一罗列遭受**的恐怖场景，并且不应当以仁慈的方式，为暴力和死亡的场景拉上仁慈的面纱。

听道（听觉通道）上方的大脑区域是被这种本能占据的，而它也是所有野蛮、虐待和屠杀行为的基体。

这是一种原始且具有遗传特质的天性，它既体现在对他人痛苦的冷漠态度上，也体现在无法控制的屠杀欲望上。

加尔对人类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重演的错误表示愤慨，但这并不妨碍他在野性的本能中研究出自己的理论体系。

对他而言，正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ThomasRobertMalthus）所言，如果人类长期处于和平时期，人类就有可能侵占整个地球表面，破坏每一个物种间的平衡。

因此，他崇尚“最高的智慧”

：永久的战争是最佳的权宜之计，而那些奢望永久和平的人（比如1795年的康德），他们的主张其实有盲目性。

解剖学和大脑生理学，其实一直处于对不变性的无奈抵抗和变革冲动之间：需要教育危险人群，又要将人们从迷信中解放出来，治疗而非压制疯子和犯罪者。

奥塞·滕金（OwseiTemkin）对这种纠结的特殊心态下了一个定义——“愤世嫉俗的仁慈”

[97]。

这种矛盾限于表面而未深入实质，与他的许多追随者不同，加尔从不幻想着重新创造一个世界，他的言论仅仅鞭笞因无视自然法则而产生的非理性。

加尔完全是受到生物惊人多样性的启发而迈出了第一步，而他面对的挑战则是如何科学地解释多变宇宙的潜在规律。

他宣称，大脑——“奇妙的装置集合”

，不再是感官科学家所坚称的简单的感觉收集器，而是所有秩序的凝结，其中包含动物等级的秘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