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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位标志（第4页）

是动物没有智慧，还是人的行为不受冲动情绪的驱动？加尔著作中的例子俯拾皆是，这些例子旨在摧毁一种无知和傲慢的哲学，而这种哲学声称要将人类从自然法则中删除，将其他物种限制在盲目的自动状态中。

不仅如此，加尔作品里层出不穷的例子和事件，都表示对野兽的情感亲近，这一行为似乎是为了弥补对人类不恭敬的判断。

加尔看起来对动物界有着很深的了解，而且，他高度赞赏不受人类潜规则影响、更加清晰的伦理。

他生活在偌大的首都，辗转于腐败的沙龙和聚会场所，对受教育阶层的陋习满是愤慨。

蒙特鲁日的小庄园，乡下的一角显然不足以**涤他的心灵，但他对那片森林（Schwarzwald，德国黑森林）感到怀念，他在那里出生、成长，在骑马和打猎中纵享人生趣味。

加尔的器官学也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它是自然界仍然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证明，在加尔笔下，伟大的自然充满活力。

某些作者指责他写的纯粹是童话故事，并认为，为支持器官学而报道一只小狗的事迹，属实可笑。

加尔不得不为自己辩护。

那么，除了那些对妇女和大象的研究以外，他还能提供什么作为经验证据呢？这一回答令人咋舌。

加尔的动物学还有另一面。

它虽然起补充作用，却也是充满矛盾的，它是一种不信任人类的人类学：人似乎沉浸在动物王国中，但同时又过度凶残，破坏性的本能，在能够自我超越和救赎的人身上反而更明显，且具有不可饶恕性。

这些关于疯狂、野蛮和犯罪的编年史，似乎是一个流浪的说书人所写，加尔目睹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压迫和暴力行为。

他对刑事责任概念的分析，不乏贯穿18世纪法医精神病学史的真知灼见。

此外，他还认为，美德和罪行不仅可以归因于其动因（先天因素），也可以归因于教育者和政府人员；比起抽象的正义，社会防卫才是判决和拘留的真正原因。

加尔认为，社会上不仅盛行着各种病态情绪，社会生活也是模拟和欺骗、诡计和幻觉的集合体。

当他在维也纳首次出现于学界的半个世纪前，让—雅克·卢梭在第戎学院的获奖演说《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surlesscesetlesarts）中也曾发出过类似的感叹：在启蒙时代所推崇的城市化中，人们不再敢于表露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与谁打交道。

卢梭在1757年至1758年间写给心上人苏菲·乌德托（Sophied'Houdetot）伯爵夫人的第三封道德书信中补充道：一个人没有办法看到别人隐藏的灵魂，也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灵魂，因为他被剥夺了能够向我们展示它的“智力之镜”

[109]。

通过颅脑检查，加尔希望提供有效的工具，以深入研究他人和自己的内心。

19世纪30年代，生理学家佛朗索瓦·约瑟夫·维克多·布鲁赛（FraorBroussais）转而支持颅相学理论，他赞扬了那套不可或缺的符号库，认为通过它可以掌握人的行为的隐藏意图。

一个人越是狡猾，越是不容易受骗，就越知道如何装出坦诚的语气和相貌。

倘若需要与他人确定关系，往往需要许多经验，但大多时候，经验总是积累得太晚。

因此，人们只能从外部线索中获得经验，以区分阴谋家和善意的人。

邪恶的嗜好从来不会在第一时间暴露出来，往往只有在事后才会被发现。

许多不愉快，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可以通过测谎仪来避免。

测谎仪能够揭开隐藏的秘密倾向，并在出人意料的情况下将秘密揭露出来。

布鲁赛总结道：“在脑科学知识中，存在着一种教育家、行政人员、法学家和医生均可从中受益的检查准则[110]。”

在充满社会信任危机的时代（或许对一些人而言，这一危机是近期才出现），加尔宣称，其构思的“有益科学”

具有纠正作用：它可以确定个人真实身份，使诚实的人免受欺诈，在人们伤害自己和他人之前指出“破绽”

，并勒令其予以修正或自行克制。

在某种意义上，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te）希望使人类从错误中再生，将那场“快乐的哲学革命”

纳入自身体系，对智力和道德现象展开最终的积极的研究，这将是合理的举措[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