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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传播接收颅骨狂热（第3页）

大脑的解剖结构如此复杂，与各部分的功能毫无关联，任何生理系统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的，人们也无法确定一个器官的大小与它的功能有没有直接关系。

颅相学家的著作中，充斥着无数的逻辑缺陷，极易被揭露，并且任何论题都可以通过他们的所谓推理得到支持。

罗杰特和乔治·库姆在后来出版的信件中就这些反对意见展开了对峙[120]。

做巡回宣讲的颅相学家展示了他们收集的头骨和模型，他们会从客户的骨骼结构中推断出其性格。

据估计，在1836年，约有五千名类似学者走遍了英国的各个角落[121]。

此外，他们经常比较研究不同种族。

白人具有优越性的论点就此流传开来，并逐渐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认识中。

同时，人们越来越担心，从长远来看，与英国殖民地的交流可能会败坏自身血统的优势，而这一血统能够统治其他种族。

颅相学自然主义也是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因为它的目标之一就是改善自身的物种。

新的思想与提议，推动了在可塑的生物物质上，抑制动物的食欲和**的研究。

这一研究仍然是混乱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想到了利用对身心关系的颅相学论述，对精神遗传进行研究的可能。

图2.12：头颅成像仪。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在其自传中回忆道，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在德比看到了一些颅相学眼镜，只有克服对陈列的一排“微笑的头骨”

的反感情绪，他才能真正成为一名“信徒”

。

他甚至准备在十几年后对自己的头部进行触诊，以便接受不少于40项智力和道德倾向的详细评估。

在1842年至1846年间，他还写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文献。

不仅如此，由于对人们平常通过视觉和触觉探索头部感到不满，他甚至还设计了一种能够进行精确测量的方法和工具，即“头颅成像仪”

，可惜效果不佳。

这时，他对颅相学失去了热情，但还是为后世留下了一大贡献：即赋予中枢神经系统首要地位。

正如他在1855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ofPsychology）中所呈现的那样[122]（图2.12）。

西方的颅相学是一个广泛的、异质的运动，有时会被比作一百年后的精神分析[123]。

约翰·特罗特（JohnTrotter）在加尔各答写下了《颅相学旅行记》（Travelsio），巴黎的教室和沙龙都纷纷沉浸在这一喜讯中（尽管部分科学界人士竭力反对）。

不久后，出现了一个人，他用另一个帕林休根学的信息来征服海外新兴国家的教育阶层。

出生于诺瓦拉的医生乔瓦尼·安东尼奥·福萨蒂（GiovanniAntonioFossati），生性急躁，毕业于帕维亚，在米兰为乔瓦尼·拉索里（GiovanniRasori）担任助手，1820年流亡至巴黎的卡博纳罗。

在一次宣传之旅中，他带着惯用的颅相学设备，于1824年在意大利的主要城市进行了巡展，引起了同僚及众多教育阶层分子的好奇心，但未能建立任何重要的宣传中心。

在返回途中，当他经过都灵时，尽管福萨蒂小心翼翼，但其所带书籍和设备在边境却被一概没收。

他在旅行记述中指出，耶稣会士以自己的方式操纵大脑，这已经足够了[124]。

在意大利，关于头骨的学说（当时还尚未出现“颅相学”

这一术语）首次短暂出现，是伴随着法国拿破仑军队的入侵到来的。

1806年至1808年之间，头骨的学说开始成为文学期刊的讨论主题。

而医生乔瓦尼·迈尔（GiovanniMayer）则写了一本书，试图修正传播的“错误观念”

，邀请哲学家们对其进行严格审查。

解剖学家文森佐·马拉卡内（Vinalae）是脑部结构方面的伟大专家，他对这一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加尔的假设基于第三手资料，即基于一位德国医生于1805年发表的器官系统研究的意大利语翻译[125]。

1804年，文森佐·库科（VinzoCuoco）在其指导的意大利王国政府官方机关报米兰《意大利日报》上写到了这一点[126]。

1839年，卡洛·卡塔内奥（Carloeo）与一位合作者一起，在几个月前成立的《理工学院》杂志上审查了一封关于颅相学的信，这封信没有“为一方或另一方争夺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