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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传播接收颅骨狂热（第4页）

，却在结论中说，“旧的形而上学就像这个世界一样，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产生任何新东西”

[127]。

尽管匿名的《阐述加尔的学说或大脑的新理论》（ExposideladoadelDall）于1806年在马德里问世，随后的部分相关理论也有据可考，但总体而言，颅相学在西班牙兴起较晚，其风潮相对短暂。

颅相学在西班牙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逐渐兴起，加泰罗尼亚语言学家马里亚诺·库比·伊·索莱尔（MarianoCubíySoler）在美国、古巴和墨西哥旅居很久之后回到祖国，开始大力传播（和修改）颅相学动词；他有一群追随者，但也不乏针锋相对的反对者。

他为此受到教会人员的指责，也曾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被软禁数月[128]。

为避免进一步的麻烦，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宣称，颅相学与天主教的原则完全一致，并标榜其作品都是经过教会的许可后才得以出版的。

1858年，库比将他众多作品中的一部两卷译本献给了拿破仑三世（NapoleoneIII）。

而在几年前，库比就已经检查过拿破仑以及其西班牙妻子欧亨尼娅·德·蒙蒂霍（Eugeijo）的头颅[129]。

改革人类和社会的计划的变种在澳大利亚扎下了根。

英联邦政府侵占了澳大利亚，并将在英联邦不受欢迎的国民驱逐至澳大利亚。

这样，颅相学似乎具有实操性，被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教育家采用[130]。

此外，大英帝国幅员辽阔，拥有丰富的颅骨物品，也为颅骨交易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保存的数百个头骨中，有7个来自印度，其年代可追溯到1833年。

每个头骨都有所属个人的名字，并且都有“暴徒”

的头衔。

“暴徒”

是一个由强盗和杀人犯组成的宗教教派，是英国殖民当局的噩梦。

一旦罪犯被审判和处决，他们的头颅就会在火化或埋葬前被取出，然后被送到爱丁堡颅相学学会。

经研究发现，罪犯的头颅构造与其在生活中表现出的恶行完全吻合：代表动物本能的器官形态突起强烈，而道德情感的器官却几乎没有发展[131]。

据传闻，有人见到路易吉·菲利普（LuigiFilippo）在1834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在让—巴蒂斯特·萨兰迪埃（Jean-BaptisteSarlandière）建造的颅骨测量仪（图2.13）前沾沾自喜地徘徊[132]。

另一方面，医学史记录了一些重大转变：在法国有诸多生理学家、临床医生和外来学者，如弗朗索瓦·布鲁赛、让—巴蒂斯特·布约德（Jean-BaptisteBouillaud）和亚历山大·布里埃·德·博伊斯蒙（AlexandreBrièredeBoismont），他们的研究时而令人失望，时而又令人满意。

类似案例、纠葛层出不穷，这门学科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种信仰，从而延续自身。

几十年来，颅相学就像一种能够渗透到各处的**，或者说像一种适应多种环境和政治情况的传染病，能够迅速蔓延。

儒勒·迪蒙·迪维尔（JulesDumontd'Urville）率领的科学考察团在太平洋考察了三年多后，于1840年完成了众多成果，其中，有一些头骨和大约50个半身像。

颅相学家亚历山大·杜穆蒂埃（Alexaier）用它们再现了土著人的相貌特征。

在到达巴黎自然博物馆之前，他们在土伦展出了几天，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133]。

图2.13：让-巴蒂斯特·萨兰迪埃的颅骨测量仪。

自然学家亨利·德·布兰维尔（HenrideBlainville）于1839年至1841年期间在索邦大学发表了演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科学阴谋的实现和这个时代的“必要性”

。

事实上，加尔旨在为神经系统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和方向，以确保其进展。

他毕生致力于大脑生理学的阐述，阐释了基本思想是如何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渗透到科学中去的，然而却遭受到无数的反对、蔑视和嘲讽[134]。

1869年，《加尔博士》（LepetitDall），一本关于认识人的颅相学艺术的插图手册，在巴黎再版，这是一个面向大众的出版范例[135]。

然而，到了世纪末，人类学家保罗·托皮纳德（PaulTopinard）认为这是人类想象力最奢侈的产物之一，是一种“流行的狂热”

，可与当时令各地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眼花缭乱的灵媒主义相媲美[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