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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当代性的碎片 1 一些调查方向（第2页）

见于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H.Huxley），《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伦敦：威廉姆斯和诺盖特，1863年，121页。

19世纪前几十年，研究最丰硕、变革最多的阶段之一已经开始。

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场论战正在进行着——人们尝试以越来越有条理和高效的方式来解释中枢神经系统的形态和生理特征。

1811年至1822年间，人们发现，连接神经和脊髓的神经根之间存在着功能上的差距：苏格兰人查尔斯·贝尔（CharlesBell）和法国人弗朗索瓦·马让迪（Fran?oisMagendie）表示，前部（或腹侧）的神经是运动神经，而后部（或背侧）的神经起着感觉作用[160]。

参与论战的人数实在太多，在此无法给出一份详尽的名单，因此后文我们只提及主要的调查方向。

第一场论战是关于比较解剖学的。

在动物和人类研究方面，弗里德里希·蒂德曼（FriedrichTiedemann）曾师从维尔茨堡的哲学家谢林和巴黎的居维叶。

他检查了不同发育阶段的胎儿大脑，并于1816年阐释了脑回的胚胎学，脑回的最大缠结点最早在人类身上发现。

后来理查德·欧文也做了同样的脑回复杂性升序排列研究[161]。

因此，引用前文提及过的“盖伦的驴子”

来支持一个古老而谬误的理论，将不再具有可操作性。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贡献来自两位法国解剖学家。

1839年，在弗朗索瓦·勒雷特（Fra）逝世后，由其学生路易·皮埃尔·格拉提奥莱（Lratiolet）完成的作品的第一册出版，第二册于1857年出版。

他对104种哺乳动物进行了检查，并按其脑回的复杂性以递增顺序排列，与智力的增长相对应。

格拉提奥莱已经负责编写了关于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大脑褶皱的重要文献集，这些文献提供了非常精准的图像，并在大脑皮层的各个区域应用了新的命名法[162]（图3.3）。

同年，解剖学家埃米尔·胡斯克（EmilHuschke）在耶拿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头骨、大脑和灵魂》（Seele）。

书中，大脑被定义为一种电气装置，并首次出现了基于俯视图观察大脑半球照片的石版画[163]。

最后，在1866年，苏格兰人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osephMallordWilliamTurner）丰富了格拉提奥莱提供的图像：当时已经是达尔文时代，透纳指出，男性、欧洲人和聪明人会比女性、野蛮人和精神病患者拥有更复杂的大脑皮层[164]。

图3.3：大象的脑室。

见于：弗朗索瓦·勒雷特、皮埃尔·格拉提奥莱，《在思考与智力的关系中的神经系统比较解剖学》，巴黎：巴里耶尔，1839—1857年，第2册。

因此，在19世纪下半叶，科学和偏见重叠、交织在一起，即使是在面对脑回问题的时候，也难逃这一桎梏。

格拉提奥莱对不同种族的额叶（高加索人）、顶叶（蒙古人）和枕叶（埃塞俄比亚人）做了区分，将形式的多样性归因于大脑三叶的相对大小，从而划分人的尊严等级，并含蓄地将它们分到不同的功能组[165]。

格拉提奥莱在1861年得到了保罗·布罗卡（PaulBroca）的回复，在信中，他的观点得到了更广泛的阐述。

第一个问题涉及智力与大脑的重量或体积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人和种族。

由于思考的大脑可能仅限于大脑皮层的灰质，布罗卡指出，他确信，在猴子中就像在人类中一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褶皱（plissés）的大脑更聪明。

在他看来，有一点似乎无可辩驳：1817年，在因居维叶而成名的“霍屯都的维纳斯”

[166]中，脑回的扭曲程度比高加索人要小。

或者，与居维叶相比，在一个白痴身上，他的大脑在解剖时显示为波纹状，其重量高于平均值（图3.4a和3.4b）。

通过比较解剖学的最新发展，人们发现，将脑回理解为不规则和随机褶皱的时代已经过去。

脑回虽然表面上无序，但其发展仍然服从于尚待挖掘的特殊规律：正如布罗卡所说，“随机性”

就像是一个守着通道的神，随着知识的进步，这个“神”

也会退却[167]。

图3.4a：霍屯都的维纳斯，侧视图。

图3.4b：霍屯都的维纳斯的大脑与数学家高斯的大脑的比较。

在比较解剖学之后，第二个方向是解剖学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