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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当代性的碎片 1 一些调查方向（第3页）

在颅相学仍旧存在的背景下，1825年，让—巴蒂斯特·布约（JeanBaptisteBouillaud），一名刚毕业的科钦医院的医生，首次提出前叶包含语言中心的假说。

然而，到了1861年，在巴黎解剖学会的一次讨论中，保罗·布罗卡根据对一个患有特殊病变缺血症的病人的死后观察，认为发音能力位于左额第三围。

二十年来，比塞特医院的巴黎工匠维克多·勒博涅（Victantan”

这两个音节的声音。

根据他的案例研究显示，人类的说话能力取决于大脑皮层的完整性（图3.5）。

这一最初的发现后来被其他临床病例所证实，又催生了新的发现[168]。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障碍都由布罗卡区的损害造成。

1873年，布雷斯劳医院的助手，年轻的神经精神病学家卡尔·韦尼克（icke）治疗了一位病人。

中风后，尽管他的听力完好无损，但他几乎无法理解口语或书面语，而且说起话来糊里糊涂。

尸检显示，其左半球颞顶区有病变。

根据韦尼克的说法，该区域与布洛卡区相连。

一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书，该书涉及与失语症有关的复杂症状。

后来，这一症状被称为感知缺失或流畅度下降的失语症[169]。

图3.5：维克多·勒博涅的大脑：突出显示左额叶的病变。

藏于巴黎杜普埃特伦博物馆。

布罗卡描述的大多数临床病例，不仅证明了脑损伤和语言丧失之间的恒定关系，而且总是涉及大脑左半球。

他深信，左额叶在发育过程中比右额叶生长得更快一些，他对这种差异做了如下解释：在儿童时期，当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手工和智力技能时，人们会用一半的大脑学习说话，就像用右手学习写字一样。

由于存在这种认为大脑不对称的观点，一种“双重”

大脑的印象得到传播：左半球主管“逻辑—理性”

，而右半球则更原始，是模糊的心理生理过程的所在地。

大脑分布在两侧的观点，将远远超出临床神经学的研究范围，甚至促进了一系列19世纪末典型的、反映心理活动的反义词的产生：智力与**、理性与疯狂、男性与女性、文明与野蛮，等等。

即使在20世纪，这两个半球仍将继续与一系列对立的品质或功能相联系[170]。

第三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研究方向，它既具实验性，又具生理性。

居维叶的得意门生皮埃尔·弗罗伦斯（PierreFlourens），是加尔最强劲的对手之一，他的研究使得19世纪40年代之后，颅相学研究走向衰落。

他系统性切除并折磨了大量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并表明，从功能角度来看，神经系统中大脑半球必须与小脑和延髓明确区分开。

如果大脑半球的功能被破坏，感知、智力和意志就会被消除，但其运动能力不受影响；如果小脑被破坏，运动平衡就会受到干扰，而智力则不受影响；如果延髓被破坏，呼吸就会停止，人就会立即死亡。

正因为弗罗伦斯对众多鸽子、鸡和狗进行试验，切除了它们神经系统的某些部分，他才在皮层水平上找到了某些高级功能的来源，正如他于1822年和1823年间，在科学院宣读的一系列文献集（不久后便出版成册）中所宣称的那样[171]。

他实现了研究目的，但他的研究方式完全不同于当时仍然非常时兴的方式，即加尔的追随者们所提倡的那种研究。

1842年，他在献给笛卡尔的《颅相学回顾》（Examendelaphrénologie）中驳斥了将大脑结构视为马赛克结构，并认为它由灵魂的不同倾向所覆盖的观点，他相信大脑皮层是作为一个完美的集合和平衡的整体运作的[172]。

通过切除部分碎片，对脑部进行手术，罗兰多和弗劳伦斯得到了实验结果。

几十年后，通过对大脑皮层进行电刺激（事实证明，大脑会因此产生兴奋感受），爱德华·希茨格（EduardHitzig）和古斯塔夫·西奥多·弗里奇（GustavTheodorFritsch）在小狗身上发现，无论麻醉与否，肌肉的弯曲和收缩都取决于不同的大脑皮质中心。

事实上，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希茨格已经在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身上进行了电疗，并报告了其应用效果。

据传闻，在两位年轻医生工作时，柏林大学没有空余房间，因此一开始他们将希茨格妻子的化妆室作为临时实验室进行实验。

1870年，这一发现的报告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极大轰动，以至于衍生出了一连串其他涉及潜在感觉或认知领域的研究项目[173]（图3.6）。

图3.6：狗大脑皮层上的运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