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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它是光明的、快乐的、色彩斑斓的，不希望它是晦暗的、郁闷的、委琐的。

据说美国每人平均耗费的热能是中国人的三十倍，换句话说，他们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是我们的三十倍。

但是，我并不太看重这个——他们每天吃的东西不可能是我们的三十倍，他们的床也不可能比我们的大三十倍——人的物质需求相差不大，满足了基本需要之外的供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更有意义的倒是精神的享受：感人至深的情感，清澈有力的思想，所有的虚构之美——音乐、美术、戏剧以至优雅的生活。

深夜的机场有一种轻轻柔柔的背景音乐，这在我前三十年的经历中是从未遇到过的，带点异国情调，给刚刚离乡一日的我带来一丝淡淡的乡愁。

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1987：出版《社会研究方法》

《社会研究方法》是我的一本译著，是我在美国读书时本科生的社会学方法教科书。

我翻译的这本书出版时被收入当时很有名的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

当时的图书出版业正盛行各种各样的丛书，大多都是西方各个主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著作。

社会研究方法是我在美国学习时喜欢的课程。

在我对社会学研究这条路跃跃欲试时，方法就是我的脚，没有脚路就没法走。

虽然我的程度只有中学数学，但是社会统计学的运用不是不可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

小波是正经学过大学数学的人，他告诉我，他佩服的一位数学老师说过，十个学数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统计学，而十个学统计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懂统计学，可见统计学之难。

对于我这个中学程度的统计学学生来说，要想真正学懂统计学，当得李白的一句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后，学会使用那些统计软件，并且学会如何解释统计软件做出的结果。

对于我的译笔，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记得某次开会碰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大学老师，他对我说，这本书译得真好。

我听了倒并没有特别沾沾自喜，因为当时译书的人好多根本不会英文，中文也一塌糊涂，所以别人说我译得好，很可能就是指：一，我确实看懂原文了；二，我的中文通顺。

比起那些根本没有看懂原文和中文病句连篇的译文，也许我这样的就算好的了。

因此，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远远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成就感。

1988年：回国

1988年，我们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

我们的家庭从1980年结婚时起就一直是“两人世界”

（我们是自愿不育者），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就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今后生活方式的选择，剔除了一切其他因素。

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

当时考虑的几个主要方面是：

第一，我是搞社会学研究的，我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乐趣。

美国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热情就低了许多。

小波是写小说的，要用母语，而脱离开他所要描写的社会和文化，必定会有一种“拔根”

的感觉，对写作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们两人对物质生活质量要求都不太高。

如果比较中美的生活质量，美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仅从吃穿住用的质量看，两边相差并不太大，最大的遗憾是文化娱乐方面差别较大。

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中每晚可以看两部电影，还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录像带，而回国就丧失了这种娱乐。

我们只好自我安慰道：娱乐的**少些，可以多做些事，也未尝不是好事。

第三，我们担心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这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