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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陈德林（第11页）

清宫二百余年之演戏，关于国剧掌故的一大部分本，应该写写。

可是要想详细写，则非几十万字不可。

这部工作将来或者可以补做，现在是无此闲暇，所以只借谈德林文中，带着写了一个很简单的轮廓。

为什么偏借德林写呢？因为在宫中演戏的人，如鑫培等及排戏的人杨隆寿等，虽然都不少，但帮助编戏的人在戏界中，以德林为唯一的人才，故特借他写了一些。

西后自编唱词

为什么未谈陈德林之前，先谈了许多宫中演戏的情形呢？因为所有的名脚，虽然都在宫里头当过差，但都只是演戏，没有在宫中帮着编排过戏的。

因为排戏都有专管的机关，比方说从前编戏，除特派大臣（如张昭等），都归乐部及和声署担任，排戏则归升平署办理。

这些事情，在乾隆时代，当承平之时，又为皇帝所好，所以是大明光众的来做。

到光绪时代，西后虽想娱乐，但国势日紧，从前的乐部和声署等，早已裁撤，没人再来编戏，所以在西后时代，宫中所编排的戏，都有德林帮助。

别的戏，他帮助少，就是《昭代箫韶》这本戏，他出力就很大。

《昭代箫韶》原为昆腔，此次改为皮簧，却是一件很大的工作，升平署没有这种人才，紫禁城内只有内务府、如意馆、太医院几个机关，于是就由内务府如意馆及太医院诸人出来全体帮助。

可是如意馆、太医院对此事是完全外行，只是帮助抄写，内务府虽较为内行，而通文之人则甚少。

按宫中关于文字的事情，都交翰林院办理，可是这件事情，西后又不好意思交翰林院，于是就大家胡凑起来，西后自己编的唱词也很多，德林除安置场子并编词句外，还要把西后所编之词，都安上唱腔。

德林常对我说：老佛爷（宫中如此称呼，戏界也都是如此）所编的词，不但不能改，而且还得大恭维。

可是有许多词句，真是难以安腔，无论如何，也得想法子迁就。

所安的腔，唱出来好听，她便得意，自以为编的词句好，容易唱；倘安的腔唱出来不好听，她不好说她词句不容易唱，她说腔安的不好。

所以她编一套词，交下来安腔，就得出几身汗。

最初是很难，因为腔安的好听，字音则不正，戏界名曰倒字；字音正，腔又不容易好听，所以要大费斟酌。

按以上这种情形，在西洋是没有的，而中国字向分平上去入，倘字音不准，内行就要说闲话。

德林说的这套是真能知其甘苦者。

德林又说，后来就胆大了，也就省事多了，因为一次同谭鑫培谈起这种为难的情形来，鑫培说：你不要太傻，从前听昆曲，还有人讲究，字音倒不倒，如今听皮簧的人谁讲这个？只要好听就成。

德林说：倘佛爷怪罪下来呢？鑫培说：你先试着步来，看情形如何，倘佛爷说了话，你就赶紧回头，否则就如此做下去，岂不省事。

德林果然试了试，西后不理会，此后就放心大胆，随便安腔，自此以后，就省力多了，所安的腔，西后听了，都很高兴，从此在西后面前大红，每逢各王府有庆贺事情，倘演戏，则西后必面荐德林代办一切。

以上这段事情，未免太琐碎，我所以特别写此者，一是要说明德林在宫中怎样红，二则也可以知道宫中排戏的情形。

其实这并不新鲜，宫廷中历来都是如此。

例如唐明皇帝同梨园子弟，在一起研究，山陕一带，有传流着的御制腔。

他当然是由宋朝传下来的。

清朝乾隆也曾与庄王、张照等，研究腔调，也名御制腔，后来有人管弋腔也叫御制腔。

西后对于昆曲填词，当然不够资格，然对于皮簧的词句，尚能对付，所以她编的词也不少。

当时与德林同样红的，还有余玉琴（以小名余庄出名）。

叫天他们红，专是演戏，此二人则常常帮助做事，能亲近西后的时候较多，所以又是一种红法。

二人虽红的差不了多少，但德林道德，则较高的多。

比方：余常倚仗在宫中当差的关系，由上海运些东西到北平，而不上税，一次他由上海买了一份整箱戏衣，就没上税，而德林则决不做这等事情，这里有一回事，可以附带着谈谈。

《施公案》这部小说，在清朝很红了些年，可是光绪以前，没有人把他编成戏剧。

有之，也就是些枝枝节节单出的戏，有史松泉者，把他编出全本，交福寿班排演出来。

当时戏中脚色，记不十分清楚了，但记得黄天霸仿佛是刘春喜，至迟润卿（福寿班的老板）、李顺亭、陈德林、陆华云、赵仙舫、范福太、唐玉喜、余玉琴、路三宝等等，都在里边，但是某角去某人，说不上来了。

史松泉为什么编这出戏呢？因为史曾做过户部银库的经丞，因事被参，贿报死亡，后来又不甘自作黑人，遂特编此戏；因陈德林时在福寿班，且在西后面前最红，所以交福寿班排出，并商请德林把此戏带往宫中去唱，乘机奏明西后，说这是某人所编，或可得恩旨免罪。

当时还不敢直说真姓名，假名为史重旭，因他是九月九日所生也。

德林以为此事恐有不妥，不愿在宫中去演，经史再三请求，许以重赂，德林不得已，告知南府总管太监常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