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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前世今生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公元1453年 一 帝国末日（第6页）

这一点，相信约翰八世的父亲曼努埃尔二世深有感触，他曾劝解儿子不要再走只寻求西方基督力量拯救帝国的老路，但是约翰八世秉持的是罔顾先帝忠告的态度。

更深层的问题是，在当时属于东正教会大牧首领导的众多大主教中，只有少数几人在拜占庭帝国的有效统治区域内。

换句话说，只要东正教会同意与西方基督力量融合，就意味着大牧首将失去大部分的主教位置。

从人性的角度讲，大牧首肯定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

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只有一条路——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确切说是奴役。

不过，大多数希腊人又不愿意就这样屈膝向异教徒（穆斯林）投降。

这种纠结、复杂的情绪的确让人很难做出抉择：是要屈辱地接受穆斯林的统治以保持完整的希腊，还是附属于西方基督教力量下的支离破碎？

当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大军重重围困之际，负责海防段城墙的大公卢卡斯·诺塔拉斯（Luotaras，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任海军大都督）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宁要苏丹的头巾，不要天主教的教冠（BettertheSultan'sturbanthantheal'shat）。”

据说，诺塔拉斯看到奥斯曼帝国强行把海军运到内海后便落荒而逃。

由此可见，不仅仅是帝国民众对拜占庭失望，连上层也是同样的态度。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诺塔拉斯也成为阶下囚。

苏丹曾允许他用财富换取生命，不过很快就食言了，苏丹决定斩草除根，不给拜占庭重臣后代东山再起的机会。

诺塔拉斯一家人全部被处死。

诺塔拉斯的这种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讲，加速了帝国的灭亡。

他完全可以依靠帝国海军的力量坚守下去，即便帝国军队在陆地上打了败仗——实际上，陆战的战局比较稳定，奥斯曼帝国军队久攻不下，苏丹本人也焦头烂额。

海上防御方面，只要能守住金角湾，君士坦丁堡依靠“希腊火”

的巨大威力，完全可以坚守。

不过，诚如在意大利过着“隐居生活”

的拜占庭学者，特别是贝萨里翁感受到的那样，他们虽然不为帝国民众所容，却仍尽力援助自己的同胞。

他们更为“君士坦丁堡的偏执愚昧感到痛心疾首，他们依然憧憬着与西方国家联合”

。

然而，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在当时的背景下指望以与西方融合的方式给这个迟暮的帝国一剂强心针，为时晚矣。

约翰八世从意大利回国后郁郁寡欢。

朗西曼在《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的描述更加符合这位君主的心境与遭遇：“他深爱的王后，特拉布宗的玛利亚，病于一场瘟疫。

他没有子嗣，而他的兄弟多半在伯罗奔尼撒或色雷斯策划着反对他的阴谋。

他唯一信任的家庭成员只有其母后海伦娜，但后者却与他政见不合。

他尽可能地利用其机智与克制，维持帝国的稳定。

他在财政上精打细算以便节省出资金，整修了首都的城墙，后者很快就要面临奥斯曼人的严峻考验。

当他于1448年10月31日驾崩时，或许对皇帝而言这真算是一种解脱吧。”

约翰八世一心想励精图治挽救帝国，但他可能真的生不逢时，就像明朝皇帝崇祯一样。

拜占庭帝国的前世今生，宿命也好，拼命挽救也罢，它的陷落早已铭刻在历史的深处。

对欧洲人而言，他们失去了最好的屏障——往后，奥斯曼人的领土就扩展到他们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