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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狭路相逢（第2页）

乔治·瓦萨里（GiioVasari）183绘制的与勒班陀海战相关的主题壁画被装饰在梵蒂冈的教堂里。

大师级别的画家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Vecellio）184还专门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绘制了一幅纪念肖像。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幅画中，西班牙国王站在圣坛上面，将他的儿子唐费迪南德高举向天，一个被俘虏的土耳其人则成为陪衬的近景，远景则是正在燃烧的奥斯曼帝国的舰队，整幅画看上去仿佛就是天降祥云，吉兆充盈的风格让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一样。

这幅名为《腓力二世把初生的太子唐费迪南德献给胜利之神》的画被收藏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也许最能反映欧洲人在这场战役中获得的荣耀感了。

在墨西拿，这座城市的民众感受到了唐胡安的恩赐，土耳其人对他们的威胁让他们惶恐不安，雕刻师安德烈亚·卡拉梅奇（AndreaCalamech）亲自为唐胡安雕刻了巨像，而《勒班陀之歌》的诞生则出自费尔南多·德埃雷拉（FernandodeHerrera）之手。

西班牙著名作家米格尔·塞万提斯在他享誉世界的著作《堂吉诃德》里写下了关于这场战争的最大感受：“在那里死去的基督徒比幸存下来的胜利者还要快乐。”

作家本人也参加了勒班陀海战，战斗中他的左臂被打残，并由此落得“勒班陀的独手人”

的绰号，但他并未因此而畏惧战争，随后他加入洛佩·德菲格罗亚兵团参与希腊的纳瓦里诺战役。

当时还是孩子的未来的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也专门书写了长达1000行的诗歌《勒班陀》，年轻的莎士比亚也受其影响，在自己的戏剧作品如《奥赛罗》里还特意设定专属角色为威尼斯人效劳，抵抗土耳其人的进攻。

…………

我们看到的都是欧洲人高唱的赞歌，这是幸运带来的胜利，还是唐胡安出色的战地领导力，抑或其他？尽管关于奥斯曼帝国在这方面的史料比较缺乏，但我们依然可以从零星记载中尽可能地窥探出一些真相。

2

狭路相逢勇者胜，勇从何来？

土耳其人的残酷，我们或许可从以下场景中得到一种恐惧的感受。

马尔科·安东尼奥·布拉加丁（Mariadin，或叫马尔坎托尼奥·布拉加丁，Mariadin），塞浦路斯英勇的守军领袖，他遭受了被土耳其人剥皮分尸的酷刑。

克基拉岛上，土耳其人亵渎基督徒的坟墓，拷打教士，绑架平民，侮辱教堂。

…………

所以，几乎所有的基督徒士兵一旦登上奥斯曼帝国的舰船，他们就会以非人的勇猛方式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

反观奥斯曼帝国的士兵，尽管他们也凶猛，但其内心深处的血性未必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如果上述只是以一场战争来剖析，未免不够深刻，我们可将视角放到16世纪的中欧和东欧。

那时候的欧洲依然遭受到从6世纪以来的东方势力的进攻。

当北非和小亚细亚被伊斯兰教统一起来，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已经伸入这些地区了。

再看欧洲，却因为宗教的倾轧陷入无法控制的混乱局面。

特别是基督教的分裂，即分裂成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后，一些新兴的国家陆续产生——英格兰、法兰西、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它们不再单纯地向梵蒂冈这个被称为“国中国”

的教皇国效忠。

宗教圣地的权力和威慑力都面临着退缩的尴尬，基督教的世界开始变得碎片化了。

早在10世纪早期，虽然法国赶走了最后一批伊斯兰教袭击者，但让人惊讶的是，到了16世纪，有相当长的时间法国竟与奥斯曼结盟。

当然，这样的结盟也让法国人获得了不菲的回报。

譬如在1532年，法国人在土耳其人的帮助下从热那亚手中夺取了科西嘉岛。

这个岛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南隔博尼法乔（Bonifacio）海峡与意大利撒丁岛相望，加之拥有丰富的淡水资源，很适合建立港口。

作为回报，法国人同意奥斯曼帝国海军司令巴巴罗萨的舰队在法国的港口过冬（1543—1544年）。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支专门由基督徒俘虏提供划桨动力的舰队，如果我们明白这两个国家曾经有着这样的“交易”

，就不难理解勒班陀海战中，奥斯曼帝国舰队司令阿里会那么自信地让舰队离开港口，在不做好基地防御准备的情况下，就敢直接驶出科林斯湾，在外海与敌方交战的原因了。

土耳其人相信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基督徒在不同习俗下肯定如一盘散沙，在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面前就是不堪一击的。

在西方世界尝到了甜头的土耳其人，获得了许多奴隶、各种各样的掳获品和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可是，欧洲人却将目光投向了更遥远的西方和南方。

这自然是为了发现新的海上航路，譬如新发现的美洲航线和沿着北非海岸的航线……一方面，欧洲确实拥有了不一样的海上贸易通道，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的恐惧心理。

那些欧洲商人想着无须再忍受奥斯曼帝国的纠缠，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用再去穿越由这个帝国控制的亚洲地区和航线，也不用承担高额的关税了。

新航路、新航海时代的到来让西方世界变得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