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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狭路相逢（第6页）

有意思的是，威尼斯人却不热衷于这些，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同从事奢侈品和银行储蓄的土耳其人做生意，哪怕土耳其人能为他们的经济起到促进作用。

而奥斯曼的德米舍梅征兵制度（Devshirme，童子充军制）更是让这个帝国与欧洲政治、经济、军事的区别更为明显。

这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的诸多权力都掌控在统治者手中，他们享有对战利品和战俘的征收权力。

仅后者来说，每隔4年就要从被征服的基督教行省中选取合适的基督徒少年和男童强迫他们改宗伊斯兰教，再经过残酷的训练，最优秀的人会接受奥斯曼语言和宗教教育，并在征服战争和军队中获得高位，最终成为苏丹本人忠诚而有价值的“财产”

。

可以说，由德米舍梅制度形成的官僚体系造就了一个可持续的流动征服和军事精英阶层。

这个阶层具备3个特点，首先它不向穆斯林人口开放；其次不依靠东方常用的世袭制进行复制，哪怕王朝发生更替；最后，德米舍梅制度下的儿童不会因为出身或财富的多少得到提拔，这样看起来似乎是很公平的。

如果我们细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会发现土耳其人实施的正是书中所提模式的可怕版。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让雅典城邦危机四伏，这里面最主要的危机表现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上。

尖锐的矛盾冲突不仅让雅典陷入到危险的境地，也让奴隶主中的民主派和贵族派开始争权夺利。

作为古希腊哲学的翘楚，柏拉图对民主政体持以坚决的反对态度，极力主张国家应该由奴隶主贵族来掌控。

为了实现这一政治体制，他设计了理想国。

在德米舍梅制度下，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制仿佛就是最为得体的，至少土耳其会这么认为。

在这样的理想国模式中，那些少年儿童不得不与父母分离，接受帝国的文化教育，依靠自身的业绩得到提拔。

而他们心中的爱国欲望就如此这般地被激发了出来，最终成为苏丹的忠诚追随者。

他们过着没有父母的生活，也没有让自己的子女走向上层社会的想法。

他们的子女生来就是穆斯林了（改宗伊斯兰教），于是他们的子女就没有成为政府候补官员或禁卫军新兵的资格了。

我们无法确定土耳其人对柏拉图的理想国设计抱有多大的尊重，但对那些过着赤贫生活的农奴而言，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人宁愿相信，与其过着水深火热的穷困生活，还不如让自己的子女接受帝国的德米舍梅制度，哪怕是子女被拐走或绑架，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偌大的帝国也许会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无疑，土耳其人在设计一个精心的布局。

帝国以改宗基督教徒作为官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原住土耳其人获得权力并滋生暴动的一些威胁。

同时，帝国还向世人证明了真主的至高能力，可以将最好的基督徒少年儿童转化为最虔诚的穆斯林臣民和最忠诚的苏丹追随者。

在帝国存在的几个世纪里，许许多多基督徒被俘虏，然后改宗，成为帝国舰队中的一员。

在德米舍梅制度下也诞生了许多让帝国引以为傲的精英人士，如16世纪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海军将领海雷丁·巴巴罗萨、乌卢克·阿里（Ulu?Ali，1519—1587年）、米埃津扎德·阿里帕夏。

苏丹的母亲许蕾姆苏丹（苏莱曼一世的妻子）来自乌克兰基督教家庭，帝国在勒班陀海战时的首相穆罕默德·索库尔卢（MehmetSokullu）来自巴尔干，是斯拉夫人。

因此，我们会放下心中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奥斯曼帝国凭借武力去征服诸国能取得成功？这主要取决于土耳其人能左右逢源于帝国与欧洲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方面，它推崇欧洲，与之贸易，想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原为君士坦丁堡就不言而喻了，这是受到欧洲尊崇的圣地，而非东方的城市。

另一方面，在欢迎欧洲商人来进行贸易的同时，它又劫掠欧洲，收取赋税，还绑架欧洲的少年儿童，并雇用叛教者为帝国效力。

于是，奥斯曼在15世纪呈现了惊人的扩张奇迹。

它团结游牧民族，向西面和南面大肆进攻。

那些古老而富裕的国家如拜占庭，巴尔干北部的基督徒采邑（异教徒的土地属“无主之地”

，采邑即有恩赐、赏赐之意，在得到君主恩赏后属相对的自由地），埃及的马穆留克，安纳托利亚东部，伊朗……都是它攻取或劫掠的对象。

在东方，奥斯曼依然保持着强劲的攻取或劫掠势头，转卖周遭地区的棉花、香料、丝绸和农产品，与欧洲商人进行交易，换取他们需要的武器和船只……同时，一旦控制了这些地区，它不但夺取土地、获得战利品和新的奴隶，还要控制贸易网络中的重要通道。

这就是说，就算帝国的行政管理中存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也都能较好地继续扩张，并获得大量财富。

这或许是奥斯曼帝国敢于在勒班陀进行大海战的原因——若成功，则可继续实施扩张意图。

退一步来讲，勒班陀海战的失败，也未必就能动摇帝国的根基。

然而，这一次帝国遭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威尼斯并不打算向土耳其人俯首称臣。

他们要在勒班陀给予敌人有力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