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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狭路相逢（第5页）

奥斯曼帝国的兵工厂实际上是威尼斯的复刻版。

作为最重要的兵工厂基地——金角湾，那里的造船技术人员是从那不勒斯、威尼斯等地雇佣而来的。

显然，这里面问题重重，且不说能不能做到一模一样地复制，单从一些外国参观者看到的情形来说，他们会产生一种明显的担忧：那些从基督徒军队中偷来或劫掠的火炮竟被随意地堆放在各个角落里，这样缺乏责任感和组织混乱的怪象如何能保证奥斯曼帝国成功复制威尼斯的兵工厂模式？更进一步来讲，伊斯坦布尔的独裁政权根本无法让帝国在军事技术、管理模式等多方面得到自由发展。

在征收赋税上，作为帝国权力中心的伊斯坦布尔总希望能尽可能地多和高，而由最高行政长官（总督）和贵族商人组成的元老院共同掌管下的威尼斯，对贸易中滋生出来的资本主义持宽容及支持态度。

无疑，这样的“共和”

模式是能够让这个国家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的。

在文化事业上，威尼斯共和国及其盟国均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对军事的研究，要么表现在杂志文章和个人著作上，要么表现在高等教育上。

特别是以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大学为代表的研究机构，不但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变革与进步，在医学和文化艺术方面也有了长足发展。

著名的威尼斯冶金专家万诺乔·比林古乔（Vannuccio）在铸造和冶炼等方面有着丰富的阅历及卓越的建树，譬如他曾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共和国铸造火炮，修建城堡。

于1540年出版的《火法技艺》共10卷，83幅木刻画融入书中，彰显了图文并茂的特点，其对蒸馏用炉、鼓风设备、钻炮膛和拉丝装置的细致描绘足以让人惊叹，因此该书成为今天研究中世纪及其后期军事科技的重要参考。

尼科洛·塔尔塔利亚（Nicclia）的著作《新科学》于1558年问世，书中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与运用表明了这个开明的国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积极态度。

以阿尔杜斯·曼努提马斯（AldusManutius）为代表的出版商则致力于欧洲最大出版中心的建设，目的是让更多的思想、文化艺术、科技研究及成果得到传播与运用，他本人特别偏爱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书籍的出版推广。

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令人景仰的事业。

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出版业起步较晚，直到15世纪晚期出版业才被引入伊斯坦布尔。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出版业被引入一事，帝国的高层一直忧心忡忡，担心印刷术的广泛运用会传播对政权有害的信息。

奥斯曼的文艺作品大都富有宫廷生活的色彩，并服从于帝国和宗教的审查制度，这难免曲高和寡。

仿佛任何思想和行为都不能与《古兰经》产生冲突，所以理性主义的存在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如果一定要用不忍直视的后果来表明奥斯曼帝国对思想的禁锢有多么不利，那就会对于这场大海战的前因后果产生一种宿命结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奥斯曼大学，没有出版社和促进抽象知识广泛传播的相关运营体系，土耳其人只能从出现在市面上的、实际操作中得出的，或者地中海的海员口中获取相关知识和经验。

作为审视这段历史的后来者，并非要刻意贬低一方成就另一方。

亚洲和欧洲的这次对决表面上是以军事力量为载体，实际上威尼斯的优势同奥斯曼相比，并不在于其地理、自然资源、宗教狂热和战略战术等方面多么令人惊叹，这背后彰显的却是资本的杀戮，即资本主义体系、共和制度以及对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支持和投入。

威尼斯的精英深刻领悟到，只有把这些方面做到尽善尽美，才能对抗游牧民族的战士文化。

因此，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苏丹对欧洲的精英人才求贤若渴；另一方面是土耳其人尴尬地发现他们在威尼斯几乎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4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根据在阿里帕夏旗舰上发现的15万枚金币，我们会非常震惊地发现奥斯曼帝国最为可怕的深藏的危机。

那些富裕的奥斯曼商人，甚至是一些高层，居然暗地里到欧洲投资，并且成为一种常态。

除了阿里帕夏的旗舰，其他奥斯曼海军将领的战舰上也发现了数目不小的金币。

如果单纯地解释为奥斯曼帝国缺乏银行系统，我们是无法理解舰队司令官阿里帕夏心里的恐惧的。

他担心这场战争的失败，或者说害怕哪天不小心触怒了苏丹，会让得来不易的家产被没收，因此他把巨额的财产带到了勒班陀的海上。

设想一下，堂堂的舰队司令官在作战时还要考虑到财产的归属问题，这是多么悲哀啊！

毕竟，他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妹夫，像他这样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都担心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些普普通通的民众又该如何保全自己呢？

许多奥斯曼商人表面对帝国呈以忠心和支持，暗地里却转移财产、投资欧洲，他们因担心财产被苏丹没收，选择在海外隐藏或埋藏财产的方式来保障自身利益。

财富的大量外流，导致即便是帝国首都也没能对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和军事远征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投入。

对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的一段论述可作为最好的阐释：“在那些不幸的国家，人民随时有受上级官员暴力侵害的危险，于是，人民往往把它们财产的大部分藏匿起来。

这样一来，他们所时刻提防的灾难一旦来临，这些人就能随时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据说，在土耳其和印度，这种状况是常有的事，我相信，在大部分国家同样如此。”

于是，在东西方贸易发展的历程上我们会看到一个时期的尴尬：虽然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威尼斯人和意大利人、希腊人和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但是他们热衷于用欧洲的火器、纤维制品交换亚洲的原料商品（主要包括棉花、丝绸、香料、农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