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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以损失论成败 日德兰海战 公元1916年 一 风险舰队（第6页）

当威廉二世急切盼望这个国家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时，他就在拼命地寻找某种快捷的路径。

马汉曾指出海权的重要涵盖——生产、航运、殖民地，这三者的关系是如此紧密。

生产，即产出具有交换价值的产品；航运，借此交换得以进行；殖民地，方便并扩大航运行动，并通过大量建立安全区对此进行保护。

可以说，这三项是濒海国家历史与政策制定的关键所在。

生产与贸易是海权发展的动力，而原材料拥有者与市场的新兴工业贵族之间的共需，促使他们结成一种联盟关系。

显然，德国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了，他们迫切地希望政府在海权方面能够强势一点。

在1887—1912年间，德国的进出口贸易得到迅猛发展，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前者增幅为214.7%，后者为173.3%。

我们再看英国和法国，英国这样强盛的国家才为113.1%，法国为98.1%。

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出现了贸易逆差，德国面临的困境是如何让对外贸易出现顺差。

这是德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对此，我们可以从麦金德的一段话中得到一些启示，他说：“德国对市场的饥饿已成为世界上最恐怖的现实之一。”

德国的努力让它看到自己的能力，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人相信德国作为工业强国是可以在将来取代英国的。

这不是夸大其词，以1880年到1912年间的贸易数据来分析：1880年的时候，德国有80%的出口销往英国、法国以及东南欧国家，但是，德国自身也从这些国家进口，占进口总量的77%。

到1913年，德国从欧洲国家的进口就明显下降了三分之一，取而代之的是，海外成为它的原料供应者。

在政策上，德国已经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贸易给予鼓励和支持。

它们积极拓展海外殖民地，严格保护关税，奖励出口。

各种新兴的产业蓬勃发展，像钢铁业、采矿业、新式化学工业、电气工业、光学工业、纺织工业等都在朝兴盛的方向迈进。

航运业的发展也成为德国强盛的标志。

在1888年的时候，德国的船队还主要是以帆船为主，注册吨位是120万吨。

到了1913年，这种模式迅速改变，基本上都用轮船了，注册吨位是310万吨，不来梅港、汉堡港的扩建使之成为这一时期运输量仅次于纽约和安特卫普的海港，超过了伦敦、利物浦、马赛。

当德国的对外贸易跃居欧洲第二的时候，能超过它的只有英国，而德国的海军力量却远远落后于英国，就连法国、意大利和俄国也比德国强。

这样的德国，心里就极不平衡了，再加上1897年德国成功获得中国的胶州湾，这无疑给德国又增加了一剂催化剂。

于是，德皇威廉二世赶紧任命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vonTirpitz，又译蒂尔皮茨或铁毕子）为帝国海军大臣，主持海军建设事务。

仅仅在第二年，海军法案就通过了为期6年的建造计划。

看来，德国要有大动作了，它要将触须伸向全世界。

3

研制先进战舰中取得的快速进展被认为是工业技术进步的完美产物，恰好德国又拥有令世界钦佩的大学，崛起的平民新贵便自视为这一进步的推动者。

无独有偶，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梅尔（GeSimmel）也在世纪之交前夕将战舰称为“现代工业生产最全面的体现形式”

，甚至认为它就是现代化的、分工齐全的和机械化的大众社会的完美象征。

按照阿内尔·卡斯滕和奥拉夫·拉德的描述，同样并非偶然的是，“社会各界的满腔热情很快就化为威廉二世时期德国舰队建设计划的推动力”

。

针对这一事态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前德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vohmannHollweg）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满腹怨言：“连有些对财政预算吹毛求疵的议员都无法抵御‘称霸海洋’这句咒语的魔力……一小群专家怀疑我们建造大型战舰的道路是否正确，但面对一个狂热的、专为主流服务的新闻界，这种怀疑无处容身。

舰队政策产生的沉重国际负担引起了担忧，但被粗鲁的煽动压下去了。

海军内部也未能完全清醒地意识到，它只是政治的工具，绝不是政治的决定因素。”

“适者生存”

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当时许多欲称霸世界，并以实施一些舰队建设计划为主的人找到了“无懈可击的借口”

。

拥护这一思想的国家绝不仅限于德国，这一点无须多加证明，就如前文所述，从德皇威廉二世本人的种种行为就能看得出。

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舰队代言人，他狂热地支持建立一支“光芒四射的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