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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璋所说的北方的“好热闹”

，正是让他与陈友谅敢于放手大打的契机，这源于李察罕与孛罗帖木儿等人之间的内讧。

话说至正十七年时，红巾军攻入了关中，在接到陕西省台的告急后，李察罕即领大军入潼关拒敌，结果红巾军一败涂地，李察罕又因功授资善大夫、陕西行省左丞。

次年，为了应对红巾军对大都的围攻，李察罕受诏亲率一军屯驻于涿州以拱卫大都，其他军队仍驻留关中一带；东路红巾北伐军被击溃后，李察罕又受命前往镇压中路北伐军。

等到河东之地被基本平定后，李察罕被晋升为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

此时李察罕已俨然成为大元帝国的柱石，为了便于指挥军队协同作战，皇帝于是下诏，命李察罕守御关陕、晋、冀，抚镇汉、沔、荆、襄（即西系红巾军的地盘），“便宜行阃外事”

。

如此一来，李察罕已形同一方诸侯，于是他更加紧练兵训农，并以平定四方为己任。

至正十八年，刘福通攻克中原重镇汴梁后，为了占据有利地形，李察罕北塞太行山，南守巩、洛一带，与红巾军展开对峙。

不久，他又被加封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河南行省同知行枢密院事，握有便宜行事之权。

次年，李察罕欲收复汴梁，他部署诸军步步紧逼，对汴梁展开了越来越紧密的围攻。

到这年八月，汴梁城已是粮尽援绝，终于被李察罕率领的元军攻破，而刘福通等则带数百骑掩护着小明王从东门突围而去，最终在小城安丰落脚。

河南之地的红巾军势力皆被平定，于是李察罕派人前往京师报捷，眼见社稷、国脉终于被暂时保住了，一时间元廷欢声动中外。

河南被再次平定，江浙的方国珍、张士诚又都再次被招安，此时大元颇有点振作起精神的迹象。

朝廷自然也不会亏待李察罕，更不敢亏待他，于是又将他拜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仍便宜行事。

此时，李察罕既定河南，便分兵镇守关陕、荆襄、河洛、江淮等地区，而以重兵屯驻于太行山要地，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

一时之间，李察罕成了手握重兵的中原王，更成为各路反王的可怕死敌——元璋此时尚处于事业的起步阶段，自然颇为忌惮李察罕的势力。

如果不是山东地区还威胁着李察罕部的侧翼，李察罕下一步肯定就要伺机挥师南向，这对于朱元璋与陈友谅而言，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山东当时属于中书省，既是红巾军的一大根据地，且又地近大都，李察罕自然不能无视这块心腹之患。

于是，李部每日修车船、缮兵甲，务农积谷，训练士卒，图谋尽快收复山东。

可是，就在李察罕已经将进攻的矛头瞄准山东时，他的后方却出了纰漏。

知枢密院事答失八都鲁曾节制过河南诸军，也曾是李察罕的上司，当时作为答失八都鲁儿子的孛罗帖木儿率军驻守在大同，本来山西与河北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李察罕平定和掌握的，但是孛罗帖木儿看着眼热，也想将山西与河北收入囊中；李察罕自然不依，结果双方竟至兵戎相见。

朝廷多次下诏调解无效，如此一来，也就延迟了李察罕进攻山东的时间，更大大推迟了他率军南下的时间，朱元璋与陈友谅都因此获得了发展壮大、雄踞江南的宝贵时机，也为他们的互争雄长留出了时间。

陈友谅对于北方的情势变化自然也非常关心，至正二十年三月的一天，陈友谅召集了一应骨干及幕僚计议东进事宜，顾盼自雄的他率先说道：“眼下北方正打得难解难分，正好给我等腾出了收拾朱家小子的时机，诸位也说说，此事当如何着手！”

筹谋战术方略是张定边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今他也已成为掌握最高军权的太尉（张必先为左丞相，留守岳州，平章陈友贵留守襄阳，两处皆为重地），当即开口说道：“如今我部水师已训练日精，自可直下金陵。

不过为稳妥计，最好先拔掉池州、太平、采石这几颗钉子，即使不能一一拔除，也要首先拔除采石。

采石乃是金陵的江上屏蔽，夺下采石，即可挥军直指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