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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恶之花 千古争讼大运河（第3页）

而京师长安则地处帝国的西北一隅，“关河悬远，兵不赴急”

，一旦山东（崤山以东）或江南地区发生叛乱，等到中央得到消息作出反应时，不但已经贻误了战机，而且地方上很可能已经遭到破坏。

所以，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结合部的洛阳营建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一隅迁移到中原地区，就是势在必行之举，是隋帝国的长治久安之计。

一旦迁都洛阳，则“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不但在政治上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南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融也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所以杨广才会在营建东京的诏书中称：“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

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区为创业之地，日复一日，直至于今。

由于长久思虑挂念此事，所以一讲起来就令人激动哽咽！

朕敬承大宝、君临万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却，一心奉行先帝之志！”

说迁都洛阳是杨坚的遗志显然是不足为凭的，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从杨广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点，那就是——营建东京、迁都洛阳是他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一个政治构想和战略决策，绝非听信术士胡言乱语的结果，也断不是一时心血**的产物。

而“开凿大运河”

与“迁都洛阳”

一样，也是杨广包罗宏富的战略构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有机部分。

继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

后，杨广又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下令开凿“永济渠”

。

这第二期工程同样征发了河北诸郡的一百多万民工，先疏浚沁水下游，使之与黄河灌通，再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北上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大运河的第三期工程“江南河”

又破土动工。

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至此，这条世所罕见、全长二千五百多公里的大运河，终于完整地出现在帝国臣民和无数后人面前。

对杨广来讲，这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创举。

对历史来讲，这是一件震古铄今的杰作。

对数百万承担开凿工作的民工而言，这是一条榨干他们血汗、甚至剥夺了他们生命的血泪河，是一根吸尽大江南北民脂民膏的吸血管。

对隋帝国而言，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经济大动脉，一条弥合历史裂痕的文化纽带，一条造福后人、利益万世的黄金水道。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既是让人惊叹的历史奇迹、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隋炀帝逆天虐民、施行暴政的一个有力证据和直观说明……

大运河似乎什么都是，可它似乎什么也不是。

如果我们执意要追问：大运河到底是什么？杨广开辟大运河到底是功是过？那么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大运河确实是关乎当时社稷民生的一项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通济渠”

“永济渠”

“江南河”

，加上隋文帝时期开辟的“广通渠”

，地垮南北，横贯东西，沟通了渭水、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流域的航运。

其全线开通之后，“商旅往还，船乘不绝”

，极大地便利了民众往来、商业流通和国家漕运，推动了南方地区的城市开发，繁荣了社会经济，同时促进了南北两地的文化融合。

诚如唐人皮日休在《汴河铭》中所言：“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然而，无庸讳言，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百万民工的累累白骨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