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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19世纪与20世纪的十字军形象（第1页）

第十四章19世纪与20世纪的十字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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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西贝里

在1699年的《卡尔洛维茨和约》之后，土耳其人直接向欧洲中心地带进攻的威胁便已不复存在。

因此，人们可以用一种更加放松的心态来看待东部的伊斯兰世界。

一个英国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出任大使，他的妻子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WortleyMontagu，1689—1762年）女士在信中描述了他们在土耳其生活的点点滴滴。

当这本书信集在1763年出版的时候，读者反应热烈。

对于像弗朗西斯·达什伍德（FrancisDashwood，1708—1781年）爵士这样曾经去过奥斯曼帝国的绅士而言，有一个俱乐部专门为他这样的人而成立，即迪万俱乐部（DivanClub）。

在一幅描绘弗朗西斯爵士宅邸，位于白金汉郡的西韦甘比庄园的画作中，这位爵士身着东方服饰，头戴包头巾，而画上的签名处则写着“ElFaquirDashwoodPasha”

（托钵僧达什伍德帕夏）。

这种东方风韵在莫扎特的《后宫诱逃》（IlSeraglio，1782年）中，以及在对《一千零一夜》的译介中，均可窥豹一斑。

这样的风气甚至延伸到花园的设计中，例如，位于萨里郡松山园（Painshill）中的那些建于18世纪的花园，其形状就与土耳其人的帐篷非常相似。

拿破仑1798年在埃及开展的征服，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东方的兴趣。

在他的军队中，有工程师与学者，他们的研究最后都得以出版；此后，陆陆续续有地质学者、艺术家以及作家前往那些出现在《圣经》中的著名地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记录下心中的感受。

我们可以将这些人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其中就有法国诗人阿尔方斯·德·拉马丁（Alphoine）与热拉尔·德·内瓦尔（GerarddeNeval）；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洛勒普（AnthonyTrollope），他曾在1858年代表邮政部门的雇员，同埃及就条约问题进行协商；当然还有艺术家大卫·罗伯茨（DavidRoberts）、爱德华·利尔（EdwardLear）与让-莱昂·杰洛姆（Jean-LéonGérme）。

人们对穆斯林文化、历史与宗教的兴趣反映在大量的专著、文章中，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学术界成立了许多东方学会。

进入19世纪，远程旅行也比从前更加便捷和安全，大批的旅行者在旅游指南的帮助下涌向东方，背包客的时代已然来临。

这种对近东与中东地区的热情，也成为其他学者的研究对象，然而其中却有一个方面没有得到细致的考察，即人们对作为历史现象与意象资源的认识。

18世纪的历史学家似乎都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十字军运动，这与他们对待中世纪历史与“骑士精神”

这一概念的态度是一致的。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作者爱德华·吉本曾评论十字军运动“仅仅是对欧洲成熟与否的检验，并没有推进其文明的发展”

，这场运动所蕴含的能量，若是被用在欧洲自身，兴许收益会更大。

伏尔泰与大卫·休谟同样对十字军运动不屑一顾，而苏格兰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Robertson）将十字军运动描述为“人类愚行的丰碑”

，虽然他也会承认其正面意义，如促进商贸活动，以及推动意大利城市的发展。

19世纪的评论家对十字军运动在各个方面都有批评，但总的来说会以某种更加理想化的眼光看待事物，认为一场讨伐异国的穆斯林敌人的运动彰显了骑士精神。

然而，从某个历史事件中提炼单一的主题，并强调其不恰当的重要性，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通过对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的十字军形象进行考察，展现这一主题为不同的目的而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工作能够说明现代人对中东以及中世纪的看法。

首先从那些与“圣地”

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入手，显然是合乎逻辑的。

毫无疑问，人们的兴趣主要落在了那些在《圣经》中所提及的地点上，当然，还有很多旅行者对十字军遗迹也非常好奇。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十字军运动充满同情。

因此，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EdwardDanielClarke）在他出版于1812年的著作《游历欧亚非各国》（TravelsinVarioustriesofEurope，AsiaandAfrica）中就曾评价说：“就伊斯兰教徒而言，认为与他们有关的一切都是野蛮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错误，这主要归因于当时的基督徒自认为更加文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如果对历史投入应有的关注，我们会发现，萨拉森人比他们的入侵者要开明得多；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他们热衷于四处搞破坏的肮脏事业……基督徒在‘圣地’所从事的无耻行为，难有人能出其右。”

总体而言，人们以更加肯定的态度看待十字军运动。

法国作家与历史学家夏多布里昂（Fran?ois-Reeaubriand）1806年7月从巴黎出发，9月到达君士坦丁堡，10月7日抵达终点站耶路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