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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晋宋之际陶渊明与谢灵运（第7页）

然后拿了张票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火车的到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来以后再找合适的地方，那次就上了天柱山。

在天柱山上逛了一圈，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在半山腰忽然看到一个湖泊很漂亮，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了，在那个湖边又住了一天，这就有点儿“云无心以出岫”

的那种意思。

你并没有什么目标，所以可以感觉到目标是一个外于自我的东西，没有目标的状态才是纯粹自我。

还有一层是哲理性的理解，当生命处在世俗的价值或者世俗的规则之下，它都是在时间条件下成立的。

比如，我讲善和恶的话题时，经常举汉代儒生对“关关雎鸠”

的解释做例子。

汉儒解释“关关雎鸠”

，他说《关雎》是“后妃之德也”

，“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意思是《关雎》是赞美周文王的王后的美德的，也就是说汉儒认为周文王的王后是妇女的伟大榜样，“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非常高兴看到有好的女人跟自己的丈夫相配，也就是非常高兴看到自己的丈夫能够有好的妾室。

而且这是说得一本正经的，你觉得他很荒诞，他并不荒诞。

荒诞的东西不是因为它自身荒诞而荒诞，荒诞的东西是因为它跟社会和历史的变化不相合而荒诞。

在它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合理的，这背后跟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多妻制的合理性的问题有关，简单来说，各种婚姻方式、各种婚姻形态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是具有它的合理性的，但这个历史条件消失了以后，它就是不合理的。

人在社会性的世俗性的存在中，不仅是充满焦虑和紧张的，并且这种生命状态是不可靠的，因为它是在变化的条件下的存在，受制于变化的条件，人在其中不能够体会到生命的根本性的价值和根本性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永恒性。

生命是一个短暂的存在，但是人天然地试图寻求到生命的永恒价值。

在世俗状态下的存在，是对人的这种永恒价值的否定，而在自然状态下的存在，构成了对人的永恒价值的一种肯定。

我们在天地宇宙中存在，并不是仅仅在此时此刻存在。

社会的变化，历史的变化，风谲云诡，瞬息万变，昨天被赞美的东西，明天被嘲笑，昨天是英雄，明天是一钱不值的浑蛋。

社会的价值和历史的价值不断地变化，社会本身的力量的运行，也并不是很明确的。

那么人就渴望另外一种存在，渴望精神永恒，这种渴望使他试图设想自己和天地自然的一体性。

陶渊明也焦虑，但提供了一种精神生存空间

当陶渊明试图描述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存在，从这个存在中追求生命的真谛，就是说“此中有真意”

的时候，阮籍的那种焦虑就消失掉了。

当然这里面又产生一个追问，人真的可以摆脱他的社会性和世俗性的生活而存在吗？人是关系中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怎么可能把自己从这种社会关系中摆脱出来，而成为一个超然的，面对着天地宇宙，面对着永恒的存在，试图跟永恒融合为一体的存在。

我只能说那是一种诗意的对生命的可能性的向往，是对生命的一种美感的追求。

它的价值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神生存空间。

如果你要告诉我，你看陶渊明很超脱飘然的样子，其实陶渊明有时候也很庸俗，陶渊明有时候也很焦虑，陶渊明说“死”

“老”

“病”

比其他人说得都多，他其实也焦虑的，只是他创造了一种诗境。

经常有一些学者告诉我们，李白也很庸俗，陶渊明也很庸俗。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重要，也不稀罕。

你要在世上找一个完全不庸俗的人出来，也找不到。

庸俗就是人性的本质属性之一，至少是人性的一部分，而李白和陶渊明对我们来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不庸俗的诗境，提供了一种精神生存空间，给予我们一种对生命的更深的更富于美感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