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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奋起之术 积极入世宏图大志1（第9页）

“沅弟出处大计，余前屡次言及，谓腊月乃有准信。

近来熟思审处，劝弟出山不过十分之三四，劝弟潜藏竞居十分之六七。”

当曾国藩接到“赴山东剿捻”

的旨令时，他切实感到“诧叹忧愤”

，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都接到了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

曾国藩在这一份份催令中，已清楚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

可这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前的困难是很大的。

湘军经过装减以后，曾国藩的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

但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的门下，要它与湘军一样，作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

另外，在匆匆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到。

为此，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只好再以一“缓”

字应之，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曾国藩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兵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

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

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的宠臣，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与捻军周旋了4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连僧格林沁本人也落得葬身沙场的结果。

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

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兵，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

因此，他推辞道：“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

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

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以“不敢久绾兵符”

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

又说“不敢置身事外”

，是说自己责无旁贷。

话说得很好听，可就是不出山。

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谈到：“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

正在其左右为难推拖延缓之时，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

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

这样从1865年5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20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6月18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人生中的选择，利害轻重都要细细端量。

生命固然重要，但与国家、集体的利益相比仍旧是小事。

曾国藩奋起绝学